《四世同堂》的原著小说是老舍的作品，之所以写出了人性深处的美丑，不仅倚仗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也与暴力对人性的极端扭曲有关。
北平百姓在这近百年的乱世之间，早已习惯了政权更迭，日本人刚刚打进北平时，祁老爷子那样的老百姓还以为屯够了三个月的粮油，就能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他们错了，日本本来也和中国无异，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打开了国门。也同样发生过义和团那样的杀洋人的运动，当然也失败了。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定思痛，“脱亚入欧”。在科技上急起直追，一跃成为列强，两次打败俄国，日本军人野心极度膨胀。而这个“暴发户”的新列强，要比西方列强野蛮得多，文化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和军事。
日本军人的野蛮，让北平百姓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亡国奴。和平年代，百姓们相安无事，就是发生点冲突，还有道理可讲，可大家对后面的“国家背书”并没有切身体会。
日本军人的军事占领还需要道理吗？战争并非始于卢沟桥，甚至也不是始于丢失东三省。我觉得明治维新就开始了，快速的经济膨胀，需要能源吧？需要原材料吧？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吧？
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正赶上“路权向海权”转换的历史机遇，他怎么会不知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是如何发家的。所以，入侵者在文明上更野蛮，资源上更饥渴，野心上更膨胀。这就是让北平老百姓低估的历史事实。
总是有些人喜欢这类政治洗牌的机会，他们在平日的无能，正可以在乱局中拼一拼底线。
冠晓荷和他老婆“大赤包”就是那种政治投机的汉奸。大赤包抱日本人的粗腿，当上了所长，通过压榨那些因贫困被迫卖身的妓女，她发了財。大女儿高第和冠晓荷的二房尤桐芳都不想和冠晓荷夫妇同流合污。他们为了邀功受赏，告发钱先生，害了他们一家。周围的邻居对他们恨得是咬牙切齿。
老舍还突出表现了另一种北平人，他们热爱生活，孝敬父母，不甘心做亡国奴，却又无法舍弃一切直接投入抗战。他们是知识分子，懂得国家大义，拒绝为日本人做事。
可在强权之下，他们甚至没有能力维护自己，哪怕是最基本的尊严。钱先生、祁瑞宣，他们都曾被日本人抓进牢里，亲眼目睹了各种毫无人性的酷刑。钱先生差点死于酷刑之下，出来后的钱先生发现儿子、妻子都死了。他觉得继续做诗人已毫无意义，只有身体力行地抗日，才有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国家、爱国，只有在沦陷了的北平，人们才有最深刻的感悟。一个具有五四传统的北京，学生曾经是革命的先锋力量，是上街游行的主力。而铁蹄践踏下的北平，学生被迫参加日本攻陷保定而举行的庆祝游行，奇耻大辱啊！
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人类文明中，暴力的历史，从那些吓人的图腾到罗马斗兽场，暴力曾经是炫耀权力的手段，甚至是文化。但随着贸易等契约博弈的普及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相对充裕，暴力尽管依旧，甚至更加残酷，但那已经不值得炫耀了。改成了集中营中的毒气，日本人残忍无比的酷刑也在暗地里进行，他们也怕泄露出去。
那些政治投机的渣子，得到了权势，得到了金钱和利益，但他们没有了尊严，甚至没有得到他们乞怜主子的尊重。大赤包的下场有其必然，文明怎么可能发生他们期望的那种倒退，实话说，抗日战争不是仅仅靠中国人民打赢的，但和平、民主是这颗星球主体文明的趋势，打败法西斯是迟早的事。
有些人看不到这些，祁瑞丰、冠晓荷短视、功利、贪婪，毫无气节。本来也就苟活于世，却发现日本人的暴力给了他们一种狗仗人势的机会。
“拼底线”是一种诱惑，当人们说话都十分谨慎时，就给不要脸的汉奸创造一种场，小羊圈胡同本来就没多大，都住进了几家日本人，那种场的弥漫，会激发大赤包那类人的想象力，连大赤包俊俏的二闺女招娣也被彻底腐化了。
大赤包怎么也没想到她自己会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她就是个笑话，还是自己编的。大赤包的家也被封了，往日的耀武扬威成为了邻里的笑柄。如果她能“倒带”活一回，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暴力正在适应文明的进步，但它永远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暴力正像《暴力拓扑学》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暴力以精神化、心理化、内向性的方式出现，采取的是内在心理的形式。释放出的力量不是直接的情绪爆发，而是内心的反复研磨”。您感受到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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