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腊人追求美和善，把它们看做同一件事物，至少总是重合的；事实上他给这两件事物一个单名：“美好”（美的和好的）。
2.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表现出依据我们自己所有的最好灵明行事的活力和毅力。但是，我们恐怕还不够审慎，还不足以注意到使我们的灵明不要成为一片漆黑。这只不过是一个古老故事的翻版而已；按照这个故事，我们的最强烈的和最值得赞美的特征是我们的活力而非智力。
3.我们可以把这种专注于实践的活力，这种义务、自制和工作的至上感，这种秉着我们自己的最好灵明勇敢前进的热诚，看做一种力量。我们同时又可以把专注于观念（它们毕竟是正确实践的基础）的智力，随人的发展俱来的不断更新观念组合的热忱，以及完全认知和适应这些观念的不可遏止的冲动，看做另一种力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两种力量看做是竞争对手（它们之为对手，不是出于它们自己本性的必然，而是展示在人及其历史中的），并且还是把世界帝国一分为二的竞争对手。要是拿人类把它们表现得最显著的两个民族来命名的话，我们便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希伯来文化的力量和希腊文化的力量。
4.随之而来的是希腊人有种理想，把超然看做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智慧之路。“理论”一词源于希腊动词，意即注视，看，而且也是戏院这个词的词根。在戏院里，我们是我们自己并未卷入的行为的旁观者。同样地，专擅理论的人，哲学家或纯粹科学家，也是以超然的态度看存在，一如我们坐在戏院里观看台上的场面一样。这样，用基尔凯戈尔的话说就是，他只是生存在存在的审美层次上。
5.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他的“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照字面意义讲，便是人是逻辑的动物；如果进一步照字义讲，人便是一个有语言的动物，因为逻辑一词起源于动词legein，其意思是说、讲、谈话。人是能够进行连贯的合乎逻辑的谈话的动物。
6.在柏拉图对数学强调的背后，隐藏着他的理念论：宇宙里“真正实在”的事物，乃是共相或理念。个别事物是半实在半不实在的，所谓实在只是就它们分有永恒的共相而言的。共相因为是永恒的，所以是完全实在的；那转瞬即逝、变化万端的个别事物只有一种影像一类的实在性，因为它会消逝，所以就仿佛不曾有过似的。人这个共相比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更实在。这是柏拉图主义中最关键的一点，因为正是这一点传给了所有后世的哲学，而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对之进行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19世纪的基尔凯戈尔和尼采最早起来颠倒柏拉图的这种价值尺度，并且正是以个体、单个的人为普遍规范的一个例外为理由来证明他之优先于共相的。
7.看来这理性既然是至上的或较好的部分，它也就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然而，如果他应当选择的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某个别人的，就会十分奇怪。……每个生物自然地特有的东西对他便是最高级的最愉快的。这样，既然理性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说，乃是人的自我，则对人来说，最高级最愉快的生活就是理性生活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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