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人中，白居易是最务实最实干最有行政能力的一个人。
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绝不是空谈的腐儒。
了解白居易的人生，难免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可以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人过四十的白居易从此深明官场险恶，他的思想，在经历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喻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此后，尽管白居易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江州之贬后，白居易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小心谨慎，与近代的曾国藩颇为相似，不像自己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白居易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初读这首诗，我对晚年白居易是颇为讥嗔的。白居易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白居易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现在我也到了白居易贬谪生活的岁数，渐能明白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低调含蓄的谨慎做事，也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白居易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白居易这样，在官场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虽然平庸圆融，也属难得。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现在在洛阳市龙门石窟旁有他的陵园，我在2007年冬曾前去祭扫，凭吊这位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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