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四个春天》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入围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剪辑，最佳纪录片提名。豆瓣评分8.8分，1月4日在影院上映。
这一切，都令陆庆屹不知所措。
“说实话，这个片子，我就是想给他俩（指陆庆屹的父母）做的。之前，我根本就不懂电影，一个做电影的人都不认识，我也没有想过它会怎么样。”
45岁的陆庆屹用6年时间完成了完成了这部记录自己父母生活的影片。专为这部纪录片投入的只是1500块的三脚架。看过片子的不少观众都导演的父母“逗乐了”，也被他们“惹哭了”。
与他而言，最大的喜悦在于，他终于走到了时间的前头，记录下属于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01 初心
陆庆屹有时觉得自己“老了”。
08年冬天，陆庆屹与父母上山，父亲在半山腰发现了一棵碗口粗的杉木，喜出望外：“我要拿回去搭瓜棚，你看，直溜溜的，多好！”说着一手攥蕨菜，一手勉力劈折起枝叶来。陆庆屹当时心头一凛：“为什么我会嫌麻烦的事情，却让他这样的欣喜若狂？或许这就是他们比我年轻的缘故？”
走到山下路旁，陆运坤的运动鞋坏了，他揪了两束茅草，搓成草绳捆鞋底，他站起身，扛起木头跺跺脚，连声夸：“好得很啊，和新鞋没两样嘛。山上真是万物皆宝啊！”母亲李桂贤正在拨弄草丛，听他一说，回过头来看，笑得要岔气。
陆庆屹觉得这样挺好的，他希望父母比自己年轻，这样他就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不用承担悲伤。父母的一举一动，在陆庆屹看来，都觉得“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去喜欢。
2013年，陆庆屹在豆瓣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爸》，收到了1300多条留言，都是祝福。文章在豆瓣上迅速传播开来，一夜之间收到了七千多关注。豆友的反映令他惊讶且困惑，这就是自己平时与父母相处的状态，“有这么动人吗？”，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试图去寻找里面值得记录的东西。
那一年，陆庆屹买了一台相机。准备每一年春节回家记录一些贵州的风土人情，千里之外，那是北京所没有的东西。
陆庆屹开始用相机把他父母的生活一个不落地拍下来。母亲李桂贤时不时唱山歌写小楷绣绒花纳鞋底缝背带，打瞌睡看电视絮絮叨叨，父亲陆运坤两三天冲洗一次家里地面，冲完了，拉着管子就上楼顶花园去浇菜浇花，之后咿咿呀呀拉起了小提琴手、风琴、锯琴、二胡……晚饭后没准还要扯一阵卡拉OK，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互不参与，各玩各的很开心。
起初，父母见到陆庆屹拍摄偶尔还抱怨：“你拍了那么多也不给我们看。”久而久之，也习惯陆庆屹拿着相机在家晃荡。“它的产生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预测到会变成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现。”
02 死亡与离别
离别总是一件让人落泪的事儿。
无论多少次，父母依然无法适应。春节结束，每一个人都该回归到正常生活工作的轨道里，陆庆屹是自由职业，每年春节在家的时间最长。春天仍旧，但他与两位老人们的相处也不得不定格在他离开的瞬间。
2012年后，他刚离开不久，母亲李桂贤就来了短信：“早知道这么难受，干脆明年你们别回家过年了，我和你爸平时清清静静惯了，也不觉得，你们来了几天又走，家里刚热闹，一下子又冷清下来，受不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才想起你已经走了。”这个壮如蛮牛的大老爷们看到短信泪水一下子就下来了，从进站口一直哭到了车上。
每一年的离别都参杂着不舍，却也成为来年期盼的开始。而姐姐陆庆伟的离别去却让陆庆屹感到悲伤而惶恐。2014年陆庆屹的姐姐陆庆伟因病去世，他感到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正在遭受衰老的威胁。
哥要离开前两天，一家人整天都在忙于准备次日上山给姐。一切就绪，唯独缺一枝挂青的细竹。临近傍晚，看见爸蹲在天井的角落磨柴刀。问他干吗。他埋着头用力磨，声音含糊，我又问了一遍。他有点不耐烦，说要去山上砍竹子来挂青。我从来没见过他不耐烦，有点诧异。
近来连日阴雨，山路湿滑，我担心他出意外，就说我去就行。他不回头，声音有点异样：“你懂什么，我要自己去。”我站在他身后默然无语。他磨完回过身，眼角又湿又红。
天色渐暗，我陪他出去，一路无话。我俩穿过春场的大片油菜田，绕过洞口村，在豺狗湾一带的连绵荆棘里爬高上低，最后才在山涧的丛林里找到合适的。爸左右劈砍，试了试刀锋，揉身钻进莽丛，瞬间灌木晃动，把他淹没。爸年事已高，动作已现龙钟，但一招一式还很熟练。不一会，他拖着一枝长竹钻了出来，修枝剃叶后，把青竹扛在肩上，我说我来拿，他不肯。一路暮色笼罩，到家已天黑，妈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2015.04.07 豆瓣日记 《手机杂记——家事》
姐姐离开以后，死亡的话题并没有成为禁忌，相反它会在不经意间偶尔冒出来。有一次，母亲提起“如果我不在了，你爸怎么面对这个家”，话刚说完，她看着窗外的眼睑突然剧烈颤动。
尽管如此，陆庆屹的父母却对此怀有开朗的态度，有时反而去安慰陆庆屹说：“人生是自然的，生死也是自然的。面对具体的悲伤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但是仔细想一下，人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的。”
03 家庭里记录时光
陆庆屹有属于自己第一台相机是在2008年。
那年夏天，他无聊没事干，拿着朋友的相机玩得正高兴，不料，几天之后，人家就拿走了。他索性自己去中关村买了一台，那时候，他连单反是什么都不懂，店主给他推荐18—135mm的镜头，他说：“这个好，能远能近，好，谢谢。”，结果挨了宰。这台相机从决定到出手一共两个小时。
之后的很多天里，陆庆屹“着了魔”地到处拍。每天拍几百张，相机几乎不离手，半夜拍星星月亮，凌晨拍清洁工，白天在各个胡同里乱窜，拍的每一张都舍不得删。后来一上网，陆庆屹看到别人的照片傻眼了，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拍好照片的人那么多”。拍多了北京觉得没意思了，陆庆屹打算回家拍自己的父母，临走前听说50mm定焦的镜头拍人像好，买了一个，就踏上了归途的火车。
这一家人都留恋时光。陆运坤和李桂贤刚结婚的时候，即使家里还没有一口锅，饿着肚子，他们也会去拍照片。从陆庆屹记事开始，每一年春天，李桂贤都会到县城里边，请相馆的人来拍照片。陆运坤和李桂贤收藏着家中每一个孩子成长时的记录，陆庆屹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和一岁的照片都被细心地保留着。1999年的一次火灾把记录的东西烧了百分之八九十，母亲李桂贤当时不在家，回来后看见家烧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些照片呢？”抢救回来的十分之一还有一大箱子。
1997年二姐陆庆伟开始工作，她给父亲买了一个小小地用磁带的DV。陆运坤很兴奋，隔三差五跑到贵阳买那种配套地小磁带，买完之后，他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回放，就然后开始了解摄像机、大磁带、小磁带。
“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对时光、对记录自己家庭的过程是有许多幸福感、爱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愿意去记录这些。”陆庆屹说。
04 漂泊
16岁的陆庆屹跳上一列火车，离家出走。
理由是“之前被欺负得厉害，对打架上瘾，不离开不行”。陆庆屹从小淘气好动，到初二就成了野马，他自嘲写检查都是“批量生产”，有时一口气写二三十份备着。初三那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处以留校察看。那天夜里，陆庆屹头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刚到北京的时候，他住哥哥在清华的宿舍，每天看书到半夜，等候困倦自己降临。睡醒了，就吃饭，饭后背着画夹骑车乱逛，跑到附近湿地去写生。某一天，陆庆屹记不清自己看了谁的画，“可能是米诺吧。总之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成不了大师，我不画了。”
不再画画的陆庆屹迷恋上了足球。他每天专注地踢球，从中午11点半开始踢，踢到晚上9点半。半年时间里，他成为了清华的球星。陆庆屹的姐姐觉得踢足球不是个好出路，想“浇灭他的足球梦”，就介绍了一个专业的足球团队给陆庆屹，打算挫挫他的锐气。然而，团队教练却一眼就看中了陆庆屹，觉得他既有斗志又有上升空间，直接把他留下了。
陆庆屹踢了两年，腿断了。
这次伤痛把他拉回了正常轨道，他开始琢磨着找工作。然而，没有学历的陆庆屹到处碰壁。有一次，他去一家招平面设计的图书公司应聘。主编提出想看他的作品。陆庆屹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一张帮朋友写的作业，名叫《浅谈中国流行音乐现状》。主编蹙着眉头看了一会儿，直接说，你后天来上班吧。在90年代，那份编辑工作第一个月工资800元，第二个月便涨到了3500元。
1997年时，陆庆屹选择辞职。之后，他在一家酒吧驻唱，每天看书、踢球、唱歌、赚钱，最好的是还有两杯免费啤酒。玩乐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开始做网页、视频包装、广告，玩起了摄影。
陆庆屹骨子里不断尝试的基因大概来源于他的父亲。
父亲陆运坤以前是一名教物理和音乐的老师。在陆庆屹眼里，他是一个充满着好奇心的“学霸”，总是忍不住去探索自己的不知道的领域。陆庆屹还统计过父亲会的乐器有七八种，分别是：小提琴、二胡、板胡、京胡、三弦、萧、笛子、手风琴，还不算更加具体的分类。
有一次陆庆屹带了一个独轮车回去，自己练了很久没练好，陆运坤那会儿都79岁了，想去试一下，被李桂贤给制止了：“那么大岁数摔着了怎么办？”陆庆屹分明可以看到父亲的眼馋。“因为他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玩。”
从离家出走到现在，一路起起伏伏，陆庆屹的骨子里是乐观的，这一点来源于他的母亲。在陆庆屹眼中，母亲的性格很“爷们”，见不得不平事，眉头下就没有写过困难二字。“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
05 《四个春天》
4年，250小时的素材。
陆庆屹不知道如何下手剪辑。他曾经一度想放弃。最终侯孝贤的那句“拍电影你去拍就完了，你就知道怎么拍了，不去拍怎么知道怎么去拍？”拉着他回来了。他对朋友说一定要剪出一个完整的版本给爸妈看。
陆庆屹觉得来不及。他得赶上时间。
他开始自学剪辑。《七武士》这部片子，他花了一周时间研究，《东京物语》他也一点点看，0.1秒的切换也要仔细揣摩，寻找剪辑的感受和逻辑。
然而，最困难的倒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取舍如同离别一样，永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初的版本有五个半小时，后来变成了两个小时。很多素材，陆庆屹都舍不得，放不下。
与此同时，陆庆屹还时刻面临情感上的考验。很长一段时间，陆庆屹都无法面对他姐姐陆庆伟的那一段素材。他心情低到谷底，也无法集中精力。每一个选择，都让他觉得特别残酷。一个多月里，陆庆屹每一天都逼着自己面对。
姐姐陆庆伟特别疼陆庆屹，他记得姐姐高考前夕，父亲给姐姐买了奶粉和各种水果来补充营养，那时候，这些东西不是寻常消费品，相对昂贵。陆庆屹不能碰，否则就会挨揍。但是姐姐特别疼他，常常会偷偷分给陆庆屹。
这部片子陆庆屹剪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常常一个月不出门，每天剪辑差不多16个小时。除了过年回家，他见到的人不超过十五个。
陆庆屹有时会在豆瓣上写诗，但是觉得怎么写都没不会写诗的父母更有诗意。而纪录片《四个春天》都细腻而敏锐地展现着关于他们的一切。
有时候，他们互不干扰，各自坐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母亲在一间屋子里缝纫，父亲在另一间屋子里学电脑，音乐响起，如潮水般灌满他们各自的房间里，他们以此连结。有时候，他们又在一起，互相剪发，染发，一起上山，一起照顾植物，一起串门，一起面对世间的苦难、生死、成长和衰老。
片子播放了好多遍，陆庆屹会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这些都令他动容。
第一次公开放映，陆庆屹把爸妈接到了北京。
回家接父母时，陆庆屹说：“接你们去北京看电影。”父母问：“看什么电影。”陆庆屹说：“看你们的电影。”母亲李桂贤有点激动，同时也有点不知所措。
影片结束之后，坐在人群之中的父亲站起来，绅士般地脱帽鞠躬。而母亲一下子就哭了，她说：“现在梦想终于成真了。”隔着3个椅子的陆庆屹根本不敢看她。
正如母亲所言，45岁的陆庆屹终于“梦想成真”，在若干的角色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电影可能就是我通过生命找到的，我这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如同在寻找到遗失在寒冬末尾的春天。
影片的最后，父亲和母亲来到姐姐的坟前，天空里下着蒙蒙的细雨，父亲和母亲撑起了伞，他们俩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母亲跟着调子跳起了舞。他们看着远方的山野，陆庆屹通过镜头看着他们。一切都静静的，偶尔有风的声音，雨的声音。姐姐的坟上开了花，又是一个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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