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和民族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民俗，这些民俗由广大民众中产生，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承，仍然在人类社会群体中占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一地有一地之民俗，一地之民俗正是代表着这个地方鲜明的地域色彩，表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就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小说。王鲁彦的代表作《菊英的出嫁》便可称得上这类小说的经典之作，描绘了浙东地区一种特异的民俗现象——冥婚。
菊英是个只有八岁阳寿的女孩，在她病逝十年后，菊英的娘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于是就大费周章地为她订了一门亲事并倾其所有预备了丰厚的彩礼，热热闹闹地嫁了出去。整篇小说都围绕着“冥婚”这个主题去谋篇布局，从菊英的娘筹划婚礼到婚礼的呈现，菊英的夭折（冥婚的缘起）到婚约的确定。整篇小说实际上只是菊英的娘一个人的意识流活动，围绕着冥婚这一习俗，将菊英的娘的意识之流，冥婚的流程和呈现，以及婚礼过后的菊英的娘的落寞和空虚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许多人在感叹中国是个“信仰缺失”的国度，但是笔者不甚同意这种观点。中国人相信“灵魂不灭”，敬畏鬼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最朴素自然的民间信仰。而冥婚也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所产生的。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菊英的娘一切都是显得那么自然，正式的婚礼也是那么祥和，就和活人的婚礼没什么两样。而乡邻作为看客，也是怀抱着敬畏的心，由衷赞叹婚礼“办得好”，“菊英的聪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配合的得当”。王鲁彦用绵密的笔触，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浙东冥婚礼俗。比如，菊英的娘为菊英置办的嫁妆，她倾其所有将“她的责任”办好，“她的力量能好到什么地步，她便好到什么地步”，以满足“她十分的心愿”：
大略的说一说：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发钗各二枚。挖耳，金的二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石的耳环各两副。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两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二对。自内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具备三套四套，细穿的各二套。凡丝罗缎如纺绸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条，湖绉的占了四条。毡子四条，外国绒的占了两条。十字布乌贼枕六对，两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床一张，衣橱二个，方桌及琴桌各一个。椅，凳，茶几及各种木器，都用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雕刻，或嵌镶，都非常细致，全件漆上淡黄，金黄和淡红等各种颜色。玻璃的橱头箱中的镴器光彩夺目。大小的蜡烛台六副，最大的每只重十二斤。其余日用的各种小件没有一件不精致，新奇，值钱。在种种不能详说（就是菊英的娘也不能一一记得清楚）的东西之外，还随去了良田十亩，每亩约计价一百二十元。
这样的厚实的嫁妆，就是活人也没有这样好的了，以此更加凸显菊英的娘的责任感和背后的落寞感。菊英是她唯一的寄托和安慰，她只能够通过筹划婚礼这件事来寄托自己的哀思。而到了描写正式冥婚婚礼的场景时，更是不吝手笔：
最先走过的是两个送嫂。她们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红绫子，送嫂约过去有半里远近，队伍就到了。为首的是两盏红字的大灯笼。灯笼后八面旗子，八个吹手。随后便是一长排精制的，逼真的，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纸箱，纸屋，以及许多纸做的器具。后面一顶鼓阁两杠纸铺陈，两杠真铺陈。铺陈后一顶香亭，香亭后才是菊英的轿子，这轿子与平常的花轿不同，不是红色，却是青色，四维着彩。轿后十几个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这就是菊英的灵柩。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盖着红色的绒毡，四面结着彩，后面跟送着两个坐轿的，和许多预备在中途折回的，步行的孩子。
整个婚礼的过程显得那么祥和有致。这是一个母亲表达一种无依无托的母爱的最后一种方式，有些无奈，有些荒唐，但同样打动人心。《菊英的出嫁》是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冥婚”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笔者认为，揭露和批判都不是作者的最初意图，而其背后深厚的内在意蕴才是作者关注的焦点。
首先看一下全文最中心的人物——菊英的娘，上文已经交代，菊英的娘是个失去女儿的中年母亲，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子女，整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只有一个孩子似乎是不大正常的，在文本中，作者似乎给了我们答案。菊英的爹是个商人，常年在外，在外企工作，薪水丰厚，“不时一百元二百元的从远处带来给她（菊英的娘）”，这也就是说明，菊英的爹在菊英的娘的生活中是长期缺席的。丈夫的缺席对于一个已婚妇女来说，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点上，王鲁彦在文本中描写得极其隐晦却又洞幽烛微并探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
“无论男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想要一个老婆或老公，她相信是必然的。她确信——这用不着问菊英——菊英现在非常的需要一个丈夫了。菊英现在一定感觉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菊英所呼吸的空气一定是沉重的，闷人的。菊英一定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忧郁。菊英一定感觉到了活着没有趣味。或者——她想——菊英甚至于想自杀了。”
这是菊英的娘对于故去菊英的亡灵想当然的想法，她认为已经十八岁的菊英理所当然需要一个丈夫的疼爱，否则“一定感觉到活着没有趣味”。但是菊英已经去世十年了，这样的“感觉到活着没有趣味”，应该就是菊英的娘自己内心的想法。长期处于一个“无夫”、“无性”的状态，她认为菊英感到的“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事实上就是自己寂寞孤单的内心写照。“你到他的家里去，做‘他的人’去！让你日日夜夜跟着他，守着他，让他日日夜夜陪着你，抱着你！”菊英羞着抱住了头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庄重的训导菊英说：‘依从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的明年就给他生一个儿子！对于公婆要孝顺，要周到。对于其他的长者要恭敬，幼者要和蔼。不要被人家说半句坏话，给娘争气，给自己争气，牢牢的记着！……’”她让菊英日夜跟着她的“郎君”，给他生一个儿子，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对自己长期与丈夫出于脱离状态，无子的一种补偿心理。
总的来说，菊英的娘通过对女儿冥婚的操办和婚后生活的想象，以此来舒解自己独守空房的寂寞、孤单、冷清和烦闷，不至于连空气都是沉重的，而当女儿真的“嫁”了出去时，她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也就倒下了，“在家里哭得昏去了”。作者将人物置于“性心理”的框架之下，但对于她的情爱意识、性心理却描绘得隐晦至极，然而，正是这样的隐晦，才更能够体现出人物的悲剧性：人物的身心都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束缚，而这种束缚就体现在菊英的娘的自抑心理，尤其是性压抑上。菊英的娘的悲剧绝不是一个个例，而是同时代千万女性命运的缩影，究其原因，这种悲剧性是社会赋予的，是传统道德赋予的。笼罩在这畸形的道德价值观的社会里，有多少女性是可以幸免的呢？王鲁彦通过描写一人，却可以反映出千万女性相似的命运。
王鲁彦扎根于现实的土壤，通过描写浙东一地的一种风俗——冥婚，来传达一种愚昧而悲哀的母爱以及在这无所适从的母爱背后所透露出的更加悲凉的无奈。王鲁彦并不打着批判的旗号去描写一地民俗，他的文字是带着温度和人性的，这样淡薄地勾勒悲剧，才使悲剧更加深入人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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