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曾言：“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
初读无感。而在我翻开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线》，读到受人尊敬的莫雷诺一家被迫背井离乡，坐上去往波兰的死亡列车时，心中泛起锥刺般的疼痛。舒衡哲的话语忽然浮现在脑海，我似乎明白了，“个体”之于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超越粗糙抽象的数据，还原历史应有的沉重与痛感。
忽然为自己从前悠闲冷漠的局外人思维而羞愧。
出生于和平年代，战争年代的硝烟四起与人人自危凝炼成了教科书上官方而又简短的一行。对于战争带来的不幸，我们的身心常常没有丝毫的投入，只有远远的旁观与悠闲的算术。我们本能地对当年生命集体的损失而惋惜，为死亡体积的硕大而撼动。可这些短暂的“震惊”只是隔靴搔痒。隔着历史的烟云，往昔的苦痛和鲜血早已面目模糊，激不起切肤之痛。
王开岭曾言：“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
只有当落实到独立的生命单位，悲剧才可逃脱单纯的数字化的空洞与苍白，于麻木的泥淖中刺痛人的心灵。相同的，只有当回归到细微的历史尘埃，感受已消逝的生命与命运曾有的纠缠搏斗，历史才不再是一段与己无关的文字。它成为一段真实的鲜活的经历，触动人的心弦。
书中的莫雷诺先生作为一名犹太人，一位优秀的制衣厂老板，在伊里尼街有很高的声望。可是在德国入侵时，他的声望也并没有为他们留下生存的余地。收拾了简单的东西，他们像是货物，被塞上了通往波兰的列车。整整一个夏天，一列列火车朝北驶去，犹太人聚居区陷入一片死寂。
这个城市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
他们不知道火车通往什么样的命运，书外的我们却明白他们走向的是多么阴森可怖的终点，将被迫接受多么凄惨的结局。
当莫雷诺在外征战的儿子伊莱亚斯回到家乡，曾经充斥着欢声笑语的房屋早已被洗劫，亲人命途未卜。他昏昏沉沉坐在咖啡馆，却被告知送往波兰的犹太人已被毒气毒死——几乎无一生还。
告诉他这一消息的宪兵也许只是好心。他怀着对这个死里逃生的犹太小伙子的同情，柔和了口气轻轻告诉他其他犹太人下场是多么凄惨。可这个旁观者永远不会知道，他的话将这个可怜的男人弃于多么幻灭的泥淖中挣扎。至此，他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还有谁能代替他承受这份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他是这场悲剧的归属者，对之而言，这场乱世中稀松常见的灾难就如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小小的“个”，于他而言却是血脉相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当他再想回家，他能回到哪里？
最终也只剩记忆一种相聚形式。
想起尼采曾言：“文学中，我独爱以血书者。”书写战争中的相逢与离乱，维多利亚的笔触平淡而又深沉，初读时如吹动一池静水，再读便知掩盖在静水下的暗潮汹涌是多么动人心弦，仿若字字泣血。
战争堪称人类社会最丑陋的产物。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瞄准敌方的同时，他们无法想象这个站在对立面的人也拥有情绪，他们无法想到，这个士兵也像他们一样拥有等待他的家庭。他们都想不到，他们脑中只剩下一句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
“碰！”人世间的温暖消失殆尽。
剩下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
战争里，人命如草芥。可是谁也说不清这场轻贱人命的“收割”究竟是谁的责任，说不清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到底值不值得举家倾覆、妻离子散这般沉重的代价。但毫无疑问的是，战争的枪响惊飞了人类社会本应有的平静，无情地洗劫了其本应有的温暖。让70年后的我们面对书沉默。
逝者已矣，战争已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遮掩的伤疤。我们在时间的单行道上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但是我们不能遗忘。遗忘，即背叛。轻慢，即亵渎。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怀着沉痛而悲悯的心，向逝者的痛苦献上真诚的泪水与祭奠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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