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小动物，特别是狗，只是一直没有缘分。反而有一次，同学家里的猫一窝下了六只小猫，到处送人，我忍不住要了一只。那天，我穿了件紫地黑格的夹袄，用袄襟裹着小猫悄悄带回家。把小猫藏在柜子里，一看衣襟被猫抓得起了毛。糟糕，让母亲看见就麻烦了。我脱下夹袄，使劲用手拂撸，着急得头上冒汗。母亲进来看见了问：怎么了？偏偏这时柜子里小猫发出喵喵的叫声。母亲拉开柜门，提出小猫放在地上，你想闷死它呀。瞪我一眼，走了。我如获大赦。给它取名花花，好吃的先喂它。母亲坚决不许花花上床，我就缝了个棉垫子，让它睡椅子上。半夜醒来觉得脚下暖暖的，原来花花钻进被窝里了，我高兴地接着睡。早晨睁开眼，发现它正与我同枕而眠呢。我稍一动，它噌的一下跳下床，又跳上椅子，装模作样地卧着去了。一天放学回来花花不见了，我失魂落魄到处寻找，整整三个月，几近绝望的时候，它突然回来了，脖子上的毛磨光了一圈，大概是挣断了绳子跑回来的。我抱着它心疼地哭了一场。可没想到几个月后花花又失踪了，我等着它再次脱险，但一天邻居告诉我，她在一个垃圾箱里看见了花花的尸体。那时全国开展除四害活动，或许它误吃了灭鼠药。这件事之后很长时间，我对养活物心里都有些阴影。
1953年我家从船板胡同搬到北新桥的香饵胡同6号。高台阶，大门洞，雕花砖影壁，有五进院子。传说是清朝一个太监的外宅。我家住外院南屋三间，据说原来是书房。中间屋放着镶大理石的八仙桌子和椅子，吊灯和两屋的雕花隔扇都是硬木的。大哥二哥住东屋，玻璃窗，西式沙发床，有写字台、转椅、台灯，还有个大木盒子似的收音机；母亲、姐姐和我住西屋，纸窗户，木板搭的床，我和母亲睡，姐姐另搭一个小床，屋里还有一个碗柜和一口放粮食的大缸，床头是老家带来的那个大木箱和两个柳条箱，放的是我们娘儿仨的衣物。哥哥姐姐相继成家搬出去住后，香饵胡同的家里就我和母亲。我在这里生病，母亲在这里照顾我十七年后撒手而去。香饵胡同记录了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外院还住着何大姑，特别慈眉善目，跟我家门对门，亲如家人，特别是在我生病后时常来帮助我们。里院东屋张家夫妇，据说是清朝大臣后代，他们的女儿和我是小学同学。北屋正房3间住的是房东张医生，太太白胖和气，儿子和媳妇也在医院工作。北屋西跨院是杨大夫家，妻子在街道工作，常听到她大声责骂女儿的声音。北屋东跨院住的何家是工商业主。西屋老李夫妇是技校老师，两个儿子都很优秀。二门走廊两头，东头白家卖菜，西头黄老太太是个美人，街道积极分子。后两进院子被光家买去，他是殷实的满清贵族后代，在胡同后面另开了门，不与前院交往。
1955年小学毕业，我和淑都报考北京女二中。这是一所重点中学，在东城区北新桥的方家胡同，原来是循郡王府，学校后面就是国子监，离家近。那天，我和淑约好一起去看榜。一进校门就看到一张大红榜，前面挤满了人。我紧张极了，心里忐忑担心榜上无名。匆匆地从榜的半截看起，很快就看到淑的名字，我碰碰她：你录取了！可看到榜底也没有我的名字。我心慌了，从第一行起看一遍，没有，又看一遍，还是没有，眼泪就下来了。淑却嚷起来了：你考了第二名！这时我才抬头看榜首，特别大的字，第一名陈及熙，第二名孙恂。没想到会得第二名，热泪涌出，破涕为笑。
那个暑假过得特别轻松愉快，我和淑一起去安定门外地坛附近挖野菜。那时候，安定门外还是旷野，我们挖回野菜，用开水焯一下，做成馅儿，用棒子面包成菜团子，我一餐能吃三个，淑的食量也一点儿不亚于我。北新桥往北，过了雍和宫，城墙打开了个豁口，可以就近到城外。这里斑驳的城墙，庄严的地坛，幽幽的护城河，陪伴着古老的建筑，使我沉醉和感动，偶尔抒发怀古之幽情，冥想获得远古传递的信息。解放初，关于北京城的建设方向，建筑界分两派，一派主张毁城重建现代化新城；另一派以梁思成为代表，主张保护古城，在城外另建新北京。中央没有定论，随着领导者的更换，北京城拆拆建建，几十年下来，城市建筑凌乱参差，不伦不类，成了历史的反例。我们画水彩画和速写，把旧袜子做成小网子捞鱼，说闺蜜间不对外传的话。成天在外野跑特费鞋，一个月就穿坏了一双。母亲嗔道：你的鞋怎么都跟吃了似的！那时流行白球鞋，我很眼馋，可不敢说，就学着自己做鞋。先打袼褙，用稀糨糊把旧布粘几层，晾干了，剪成鞋底子，然后用麻绳纳起来，再包上白边，这就是千层底儿。做鞋帮难的是绮鞋口，我绮的鞋口，母亲还夸针脚好呢。第一次穿上了自己做的鞋特自豪，从此也知道省鞋了，一出城就把鞋脱了放在篮子里赤着脚走路。光脚丫子恣意在大自然的怀抱，我仿佛又回到威海，那个小乡村的塬上。
女二中初一录取了五百人，分十个班，我和淑竟分在同一班。我被指派为班长，淑是文艺委员。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刘可荫，虽然只教过我们不到一年。她总是穿高跟鞋，走起路得得得响，蜷曲的发辫在身后甩来荡去，脆亮的笑声老远都听得见。在以朴素、严谨著称的女二中，她个色，显得刺眼。她喜欢在班上高声诵读同学的作文，就像听广播文学节目，我的作文常被她读到。她在作文本上的批语字体奔放，颇有男子的豪气，令我倾倒，甚至有意无意地模仿她的字。五四青年节，学校举行征文比赛，刘老师通知我：孙恂同学，你也参加比赛。我吓了一跳，和高中的同学怎么比得过呢？老师，我不行吧。你能行！要有信心。可以拿一篇过去写的作文参赛。无奈，我只好找了一篇刘老师批语赞扬的作文《我是一个普通战士》交上去，想不到竟获得了第一名。都要去领奖了，我还在担心会不会突然宣布那个获奖的人不是我，就像读小学时突然被告知取消我向毛主席献花的资格。颁奖时校长先生问我：你写的是真事还是虚构的？我心里腾的一阵狂跳，脸一下子红了，就像小偷被抓个正着，只好低下头承认：有些地方是编的。校长笑了，文学创作正应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听了两眼发亮，文学创作这四个字把我的文学梦想激活了。不久，刘老师递给我一张少年宫文学组登记表，郑重地说：一个学校就一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我迟疑地不敢接。她把登记表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用食指敲着我的课桌说：你应该相信自己！我参加少年宫文学组不久，刘老师就离开了学校，据说她考上研究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却从未忘记，特别是当我缺乏自信心的时候，我耳边又会响起她的声音：你应该相信自己！
读初二时我十五岁了，摘下红领巾退出少先队后，我以为接着自然是加入共青团，没想到公布的第一批入团名单上没有我。自尊心倍受打击，我是班长，学习成绩好，怎么会没有我呢？！后来听说是同班同学左向老师反映，说我是“白专”，不关心政治；清高，脱离群众。我愤忿，她功课不如我，就说我是“白专”；她经常向老师汇报思想，我不会，就被说成是“清高”。我认为她向老师汇报的目的就是阻止我入团，这样少了竞争，她可以第一批入团，还当了班级团支部书记。因此一下子与她拉开了距离，不愿意和她交往，也不愿意申请入团。直至升入高中，我和左仍在一个班，她还是团支部书记，主动来动员我申请入团。那时我当学习委员，班委都是团员，只有我还不是。我只好妥协，递交了入团申请书，高一下学期才入了团。在我生病后，左到我家看我，有时也参加在我家的同学聚会。聊天时我调侃她读书时就已显出做党务政工的才华，她评价我依然清高，躺在床上却还透着一股傲气。
初中毕业后我被保送上高中，继续在女二中学习。高中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学校有各种兴趣小组。有一阵子我和同桌自由迷上了电报码那些数字，我们一起报名参加电报兴趣组学习，两个人经常用电报码传递信息，觉得特别有趣。我鼓动她一起参加哲学组，才上了几次课，自由说哲学太难懂了，告退。那时学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组织到农村参加深翻土地运动，在校办工厂大炼钢铁烧焦炭，去十三陵修水库。那是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年代，全民动员，昼夜苦干，也做了一些荒谬不经的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创建“保尔班”活动，全国掀起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潮，保尔·柯察金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北京女二中在全市最先提出创建“保尔班”的设想，并在1953年底被北京市教育局和前苏联驻华使馆共同授予首届“保尔班”称号。高一时，我们班也提出要学英雄、树理想，争做“保尔班”。小二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她让她姐姐给我们班画了一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铅笔画，她姐姐是美术生。画像挂在我们教室黑板的上方，每天上课前全班同学起立，面对画像集体朗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以此名言为晨钟，警示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每天对照自己的行动表现，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保尔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几十年过去了，老同学聚会时，我们都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这段话。第一次在报上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母亲的照片时，觉得跟我的母亲极像，我剪下照片珍藏起来，暗自下决心，要做一个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要写作，成为母亲的骄傲，哪怕与他一样瘫痪了也无所谓。高二时文理分班，全班同学到天安门前拍了一张合影留念，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为我学校生活与同学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我忙于学校学习和各种活动，哥姐忙于工作和各自的家庭，只有母亲，淡淡地守着她那份寂寞。就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打早就有的胃神经痉挛症频频发作，我放学回到家里，经常会听到母亲大声的呻吟，似乎这样才能缓解她的疼痛。哥哥带她去了几家医院，却什么毛病也没检查出来。大哥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我们都很忙，你是知道的。母亲惶惑，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不敢吱声。检查不出疼痛的病因反而更增添了她的压力和痛苦，她尽量在哥哥姐姐面前掩饰自己的病痛，但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她的呻吟声便在寂静的屋里撞击着空墙。我知道她的疼痛是真实的，尽管我不了解她为什么痛。我靠近母亲躺着的床边，母亲曲着脚身体在床上卷成一团，闭着眼，脸因痛苦而变形，每一次吐气都会发出令人穿心的“嗯呀”声，她似乎很用力地要把体内的痛一并呼出。我伸手想摸摸她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我的手才触到母亲的身体，她便像受到了惊吓似地睁开眼，看到我，又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刚才我一定睡过去了。你在这里干嘛？还不去做功课。见我迟疑，又催我快去。
面对母亲的病痛，我束手无策，却越来越感觉紧张和恐惧。母亲的呻吟会使我周身颤栗，似乎她的痛唤起了我自己身体的某种呼应，有时竟会莫名地发高烧，热退后感觉全身乏力，仿佛经历一次激战耗尽了体力。我的眼睛开始出现复视，眼睑下垂。为了掩饰，上学时我都戴着墨镜，甚至上课时也不愿意摘下来。以前很容易完成的体育项目却越来越显得吃力了，到高二时八百米也跑不下来了，四肢无力双腿迈不开，跑一阵子便气喘吁吁呼吸困难。当时我已获得三级运动员称号，体育一直很好。我以为是锻炼太少的缘故，便坚持天天苦炼，但仍无济于事，后来体育竟出现了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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