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46岁。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复信时任陕北公学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何干之。信中说：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毛泽东在信里提到陈伯达，是因为陈在研究中国古代史。
2月1日，关于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致信陈伯达。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
事物的“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
“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
关于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 ‘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曾经的文艺青年
陈伯达（1904年7月29日-1989年9月20日），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
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他曾经非常崇拜文学家郭沫若，开始学习写小说。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不过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大革命失败后入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向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人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在上海，陈伯达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有校长米夫。
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一个刊物——《北方红旗》。
被捕服刑，出狱后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来到延安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组织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教员。后又被调往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任。张闻天跟陈伯达很熟，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后来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引起毛泽东注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双方激烈争吵。陈伯达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原来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闲谈中，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便有了共同话题。
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毛泽东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上述的一封信。
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主要有：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由此，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1939年3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此次会议后，陈伯达被调到毛泽东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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