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还是没能一走了之，去年下半年连续换了七八份工作都没能稳定下来，我的现金流已经吃紧，内心也因为动荡的生活变得焦虑敏感。我亟需一个锚定物来获得生活和内心的平静，尽管很痛苦，我还是决定在这家公司攒一点儿钱再辞职。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为我一再“任性”地换工作而陷入的经济困境。我和昊然也因为这件事产生了矛盾，他对我说：“小白你这样总是换工作对我们两个也不太好，将来我们结婚我怎么跟我爸妈说你的工作呢。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学校，明天又去了另一个学校，变来变去的你不会觉得烦恼吗？”我有点生气，反驳道：“我不会。因为你如果换学校一定是因为现在的学习对你并不适合，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能力也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说到底这是你的人生，我为什么要烦恼？”昊然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但我也知道我的工作只能我自己来处理，别人无法帮我。
老板召集了北京总部一众建筑师和项目人员来东京，来讨论北海道地块的住宅项目如何开展。为了省钱，老板决定不给来出差的十几个人订酒店，而是住在自己的别墅里。她给北京总公司打电话，振振有词地说：“我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咱们有自己的别墅，住家里多好，我这是为了让员工更有家的感觉，开会也方便。”于是，原本住在别墅里的员工作为“不重要的人”被命令腾出房间，去客厅打地铺，把房间让给“更重要”的员工。别墅B1层常年作为民宿出租，房间陈设简单，一般标间房型里放着两张单人床垫，一个小桌子。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司机，厨师和50岁大叔的宿舍，他们三人住在一间有两张双层架子床的房间里，司机小赵正斜靠在床上打游戏。房间狭小拥挤，地下室也没有阳光，看到这一幕我觉得他们的居住环境实在不能称之为舒适。别墅二层的客房留给两个总监住，其他级别低一些的人则全部住在B1的民宿里。我也不得不搬出自己的房间，在客厅的沙发上睡，好在沙发够大，我一个人躺着也很舒服。小赵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三个在二楼的地板上睡了好几天，直到项目团队离开东京。晚上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盯着窗户竹帘缝隙里透过的微光，沮丧地思考着，我到底是如何让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我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吃不饱饭。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建国70年后华夏子孙在小日本的地界竟然还会挨饿。老板每天的一日三餐由厨师小赵来做，分量只有一人的量。因为食材都比较贵，我们自然是吃不到的。每顿早餐都会有黑松露，小赵会把摆盘后剩下的留给我们吃。我觉得那实在没什么好吃的，寡淡无味，但也没的选，有啥就得吃啥。老板吃完后，小赵才开始做我们几个的饭，通常是一碗面。午饭也是如此，老板吃完，小赵才懒洋洋地炒一大锅菜，我们几个在厨房草草吃完。有的时候小赵犯懒或是闹情绪，便不做饭了，大叔体谅他，就会自己上阵做菜。大叔也不想炒菜时，我们几个就只能吃榨菜了。我记得我午饭曾连续吃了三天榨菜加米饭，吃到最后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偷跑出去来到附近的小吃街买了一份章鱼小丸子，又匆匆返回别墅。为什么要偷跑出去呢？因为老板要求她无论什么时候到家，我们都必须在，有外出任务的人可以豁免。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没人知道，于是即使她外出谈生意或办事，我们也不得不待在别墅里，以免她突然回来见不到人，那必定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
有一天所有人都出门了，我一个人留在别墅里，处理北京办公室的邮件，整理第二天的行程。公司当时正在跟一家日企合作圣诞节的商场主题活动，我负责跟进双方的业务沟通。东京这边，老板日常会拜访地产界人士，建筑事务所，商业伙伴，或是出席其他活动，我会提前计划好第二天要做的工作。空出来的时间就刷GMAT 题，当时正在为申请国外的MBA项目做准备。这样忙到中午，我有点饿了就去厨房找吃的。结果一点吃的也没有，电饭煲是空的，也没有任何食材。不知道如何点外卖，也没食材能做饭，怎么办呢？我开始在整个房间里找零食吃，冰箱里有一盒日本生巧克力，我一连吃了四五块，也不能吃太多，那样少得太明显。然后又去餐厅搜罗了几包饼干，但也没怎么吃饱。有时候老板吃饭晚了，那我们所有人的吃饭时间也会跟着延后。在东京的这段日子，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怎么一直觉得饿。冰箱里常备的那种带可可粉的生巧克力一度成为我充饥的救星，每当肚子饿了，我就从冰箱里拿一块吃。可是巧克力也不能当饭，后来我一吃这种巧克力就很想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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