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3-04版《作家周刊》）
司马迁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文学和史学上，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立史作传的传统。同时他廓清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本源问题，即我们是怎么来的，正是因为《史记》一书，我们开始明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该书的写作并非那么一帆风顺，伟大的作品，考验从来非同一般。
司马迁因为李陵而获罪，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能征善战，仅凭借不到五千人的队伍，打的匈奴主力连连败退，捷报频传。古代作战靠的就是辎重装备，孤军无援的境况，势必支撑不了多久。转折就在这里，李陵被俘，司马迁仗义执言。而汉武帝则认为他对贰师将军李广利存在非议，就以诬告罪名处以死罪。
死罪，按照律法的处理办法，一个是交钱，获得保释，另一个就是直接面对死亡。“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太史公这一职务的俸禄不多，地位不高家产积累也不够。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摆在他面前的最直接的现实。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死很容易，但也要看活着的价值所在。所以他选择了最为屈辱的宫刑，在我看来，正是身体上的受挫与创伤，使得他在精神上站在了制高点。
《报任安书》，第一，它表明了司马迁本人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的理念。并表达了自我在生死面前的艰难抉择。带有着强烈的士人使命感与责任感，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面对非议和不理解，他自己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一个人的是非“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他对自我的创作一方面带有着自信，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创作理念的践行与价值实现的追求。
第二，司马迁本人并不受待见，大家都不愿意与阉竖为伍，他内心是渴望知音的。他并不是太监却成为阉宦，是士大夫却不完整，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年代，备受煎熬。因为汉武帝的决策也让他看透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和世道人心，带给他的是《史记》一书强烈的批判性。不仅对汉高祖，也对汉武帝。他也毫不掩饰的表达对项羽的欣赏。
第三，司马迁不仅把生死观直接摆了出来，还表达出了对个人耻辱与苦难的看法。周文王、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都是因为坎坷郁结，这才写出众多名篇。等于是把自我与圣贤等同，毕竟“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为自己宽慰，这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
姬昌、韩信、张敖、彭越、周勃、窦婴、季布他们都曾为阶下囚，但绝没有人否认过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就是说，苦难与耻辱是人生道路上所难免的，是司马迁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种洞察人心、正视苦难的情怀，也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创造出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司马迁的这种现实精神批判色彩以及正视苦难勇敢地在文学天地张扬自我的品性，成为了陕西文学的重要源头与本质特征。在当代的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人创作上可以鲜明的看到这一色彩。
作者简介：何凯凯，90后，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吉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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