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全椒吴氏在清初曾经显赫一时，“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到了吴敬梓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则已逐渐败落，也正是这一坠入困顿的过程让吴敬梓窥破了世间的真相，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自三十六岁后便绝意于科举，也拒绝朝廷的征辟，不再走传统士人出仕为官、显亲扬名的道路，而是隐居于南京，将自己的才华、情感和对社会的深沉思考，贯注于《儒林外史》的写作之中。
内容简介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作品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抨击了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
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结构
现在通行的《儒林外史》共有56回。对于它的结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总体上看来，整部书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回环式结构。
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可以看做是总纲，点明主题和创作意图；第56回则借“幽榜”回应“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是书的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一百年间几代士人风格迥异的命运遭际。这一部分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往往一回或者几回描写一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互为引子，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形式。
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贯索”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二娄以及蘧公孙、鲁编修、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对于“功名富贵”的痴迷和无聊名士攀附权贵、附庸风雅的无耻行径。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主要写作者设想的理想人物。作者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那帮维持文运的“星君”消散之后，剩下的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惟有几个市井奇人，勉力维持，也只能算是前贤余音罢了。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
书中重点描绘了一群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儒林丑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
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正面的典型——王冕、杜少卿。
从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而后哭，可以看出作者笔锋所指不是某个人，而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因此，作者在对人物进行褒贬时，他的讽刺总是紧密地围绕着事物的本质问题而显示其分寸。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二先生、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五、小说的讽刺艺术
一、对比讽刺
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可以说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最显著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范进了。
范进是一个典型的深受科举制度残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几十年如一日，将科举及第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丝毫不在意家人的痛苦、邻里的嘲讽。范进中举前后最值得提及的莫过于胡屠夫了，他前后的态度转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啼笑皆非。
胡屠夫第一次贺喜，是范进中了秀才，他拿了肠子和酒去道喜，却也不说恭喜的话，先是把女婿教训一顿，然后自己喝的醉醺醺的，腆着肚子就走了。遇着范进来借钱，胡屠夫骂范进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第三回)。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一口一个“贤婿”地叫，这时候的尖嘴猴腮什么的也成了才学高、品貌好了，见女婿的衣裳后面起了褶子，更是“一路低头替他扯了几十回”(第三回)。就连离开范进家的神态也不一样了，不再是趾高气昂，而是心满意足、卑躬谄媚的神情。
在鲜明的对比之中，写出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世间人的各种卑劣行径和丑陋灵魂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运用夸张进行讽刺
在吴敬梓的笔下，范进的命运辛酸悲苦，热衷于功名富贵却长期落第。长期以来，二十多次的落榜让他受尽周围人的白眼，于是变得越来越自卑。当他真的看到中举的消息时，他是这样的:在贴报前“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我中了!’”(第三回)极度兴奋之后竟至发疯了;胡屠夫在打了范进一巴掌之后，手指弯不回来了，写得十分夸张。
另外一个具有浓厚讽刺韵味的例子就是守财奴严监生，万贯家财，奴仆成群，牛羊成行，平常却是连猪肉都舍不得买，儿子想吃了就去熟食店买四个钱的来哄他，临死前，为了油灯里燃着的两根灯芯而伸着两根手指头一直不肯断气。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突出了严监生吝啬鬼的本性，达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寓意深远，生动形象。讽刺在这个时候就像是放大镜，把一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外显了并且放大了无数倍，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令被讽刺者无处遁形。
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有助于加强形象的生动性，使形象更为丰满，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从细节中获得强烈的讽刺效果。
比如小说第十四回说到马纯上的时候，就不禁会联想起他游西湖的场景，一天逛下来，所谓的“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西湖美景没有吸引到他，湖上各色小船上的妇人小姐更加没有吸引到他的目光，反倒是酒店里挂着的羊肉，盘子里盛着的海参、燕窝、糟鸭、鲜鱼、蹄子，锅里煮着的馄饨，蒸笼上的大馒头等等，令他垂涎三尺，羡慕不已。
说到王玉辉的时候，就会想到他听说女儿要殉情，当时极力支持，并且对女儿的这种行为大加赞赏，还劝自己的妻子不要为了这一好事哭泣，却在看到穿白衣的女子时想到自己的女儿和妻子，顿时泣不成声。
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直指这些人物的市侩本质，唯利是图，也是将讽刺诠释的恰到好处。
以乐衬哀的讽刺手法
吴敬梓善于在极富喜感的情节里赋予一些负面的情绪，给读者展示出生活的原貌，从喜中感受到悲的因素。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里，作者所设计的喜剧人物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从而加深悲剧意识，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在他的笔下展示的人物，可笑的地方就是其最可悲的地方。
如小说第七回写范进受恩师周进嘱托，到山东上任后，若有他在乡下的学生荀玫应考，“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范进在发童生案前一晚才想起这份嘱托，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时，一个少年幕客讲了一个老先生不知苏轼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两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而身为进士的范进却全然不懂这个笑话，还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这话从一个进士嘴里说出来，不能不让人笑着感叹，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却连苏轼都不知，这是个深层次的悲剧，是科举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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