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商鞅，张仪，范睢是秦国崛起的三大关键人物，他们都曾权倾一时，为秦国建立了不世之功，个人也功成名就，名留青史。这三个人最初的目的地并非秦国，实际上，他们都与魏国这家家族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不说张仪和范睢都是魏国人，张仪还是魏国贵族后裔，商鞅也曾效力于魏国，然而，还是要说然而，魏国接二连三的让手上的人才流到了竞争对手秦国，这也是魏国这家家族企业最终被秦国并购的原因之一。人才是一个集体的立足之本，发现并使用好人才尤为重要。很明显，在用人方面，魏国家族的CEO们一代不如一代，而同样是家族企业的秦国，他们的CEO在识人用人方面还是有一套的，而且传承的很好，直到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人靠的就是奋六代之余烈、一如既往的任人唯贤。
说到魏国，要从魏文侯说起，那个时候，魏国的级别还只是侯爵，在它之上的还有公和王，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并不强大，而文侯算是魏国中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介意杀妻求将的吴起，任其为将，使得吴起在魏国得以大展拳脚。前409年，吴起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次年，吴起再次率军攻打秦国，一直打到郑县。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
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吴起率领五万魏国武卒，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彻底打趴了秦国，有吴起镇守河西之地，秦国和韩国人都不敢造次，魏国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文侯死后，武侯继位，武侯就没有那么贤明了，相国公叔嫉妒吴起的才能，搞了一套离间计，武侯不再信任吴起，他不得已奔赴楚国。
在去楚国之前，无论从年龄和还是阅历来说，吴起正走向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期，这个时候离开魏国，魏国的损失不言而喻，正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他们放走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将之一。魏国王族大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魏武侯也在用人方面开了个不好的头。
魏武侯死后，魏惠王继位，这个时候的魏国已经由侯爵直接升级到了王，魏国成了当时实力与齐国相当的一流强国。得益于文侯以来积累下来的国力，魏国在诸侯国中有足够的话语权，时不时还能以行业龙头的名义发起会盟，还是有点爽歪歪的。而当时的秦国，国君的级别还是公爵，秦国依然是中原人眼中的蛮夷之国，属于常任理事国之外，边缘化严重，这个时候，秦国开始时来运转，得益于他们的又一位明君—秦孝公。
秦孝公是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故而四处招揽人才，意图强秦。结果，还真让他寻找到了这匹千里马，他叫卫秧，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卫秧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秧，说：“卫秧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见魏王不吱声，又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 ”，魏惠王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让用让杀傻傻分不清，就没当回事。
卫秧到了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通过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他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获封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魏文侯辛辛苦苦从秦国人手中抢来的河西之地，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子孙无能，再次丢失，而这只是魏国割地求存的开始。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注意，到这里秦国也从公爵升级成了王。
商鞅这样的大才，在魏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中庶子，即使有丞相公孙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力荐，仍得不到重用，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魏国当时相对强大，并不如秦国那样对人才如饥似渴，所以没办法不拘一格用人才（商鞅级别太低，不便破格提拔），第二个是魏惠王本人不够贤明，思想相对保守，没有给商鞅这样的人才一次展示能力的机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商鞅落入敌手，以至于后来魏国秦所灭，都与这一次的擦肩而过有莫大关系。
秦国由二流末国家一跃进入一流强国，得益于商鞅的改革，更得益于秦孝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魄力和矢志不渝改革痹症的决心。试想，在变法可能使秦国陷入混乱，且无前车之鉴，未来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历时二十载方得成功，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什么事又做不成呢？
商鞅的成功，军功章有秦孝公一多半。自古以来，千里马固然重要，伯乐其实同样重要，能够用好千里马更是重中之重，从秦孝公用商鞅来讲，一个领导的决策能力和眼光决定了这个国家或是公司企业的发展和未来。
秦孝公给秦国后几代国君开了个好头，魏国确在魏文侯之后一代不如一代，真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在魏惠王当政时，是魏国比较强大的时期，魏国没有抓住机会扩大战果，魏国的政治趋于稳定且保守。魏惠王不仅错失了商鞅，不经意间又错失了孙膑，他任用的人才叫庞涓，客观点说，庞涓确实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军事水平极高，然而，庞涓嫉贤妒能，诬陷孙膑，而惠王脑子犯了糊涂，错失了孙膑，直接导致了后来魏国先后两次败给齐国，也成就了围魏救赵的典故。与其说魏惠王不识人，不如说他根本没有王霸之才。
魏国错失的另一个人才叫张仪，也是魏国人。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师事鬼谷子先生，学习游说之术。张仪作为魏国名人，早期竟然没有在魏国出入仕途的记录，说明他在魏国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东西，除了他是魏国人。大概来说，没有人不希望学成之后报效祖国的，张仪或许也想过，只不过给他机会的是秦国不是祖国。
前328年，秦惠王派公子华和张仪攻打并占领了魏国的蒲阳。张仪劝说秦惠王把蒲阳归还魏国，而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作人质。又劝说魏王道：“秦国对待魏国如此地宽厚，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魏国因此就把上郡十五县和少梁献给秦国，用以答谢秦惠王，魏国割地求和的历史拉开大幕。秦惠王因此任命张仪为相。
通过商鞅和张仪两个人在魏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猜测，当时的魏国的行政体系已经趋于僵化，人才上升的渠道并不通畅，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魏国是诸侯国中的强国，自满情绪较重，改革和发展意识不强烈，它的体系比较成熟，缺少新鲜血液充实到政府或国家高层之中。因而，虽然三晋之地自古以来都人才辈出，真正的大才却没有为己所用。魏国不乏人才生长的土壤，却不能留住人才，这一点值得深思，如何留住人才，放到当下的中国，同样值得借鉴。
张仪到了秦国，将自己连横思想发扬光大，帮助秦国一步步的蚕食东方诸国。作为魏国人，他丝毫没有怜惜自己的母国，不断的为秦国攫取利益，甚至变本加厉，亲赴魏国为相，暗地里帮助秦国颠覆魏国，进一步削弱了魏国的实力。这样的结果，魏国的国君确实应该深刻检讨，自己的国人打脸自己脸，找谁说理去。只能说，魏文侯的子孙们执政水平忒差，不善于识人用人，可见领袖的作用有多大。
说完了张仪，下一位秦国宰相范睢，还是魏国人。范雎本是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范雎见秦昭王之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抨击宣太后和穰侯魏冉专权，得到了昭王的赏识。秦昭王遂于前266年废太后，并将国内四大贵族赶出函谷关外，拜范雎为相。
范雎为人恩怨分明，掌权后先羞辱魏使须贾，之后又迫使魏齐自尽。又举荐郑安平出任秦国大将，王稽出任河东守。前262年，长平之战，范雎以反间计使赵国启用无实战能力的赵括代廉颇为将，使得白起活埋赵军四十万，这一仗，赵国彻底趴窝，秦国统一六国的又一个大障碍基本清除。
范睢与商鞅都算是曾经效力于魏国的中下层官员，在魏国均无建树，而到了秦国，他们都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假如当年魏惠王留下商鞅，范睢不被须贾嫉妒和迫害，他们均被魏国重用，或许魏国也能够成就霸业。当然，这只是假设，毕竟秦国和魏国的环境截然不同，对人才的要求和使用也不同，还是时势造英雄。
回顾商鞅，张仪，范睢三人的境遇，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能够历史留名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本身的能力之外，离不开大环境和际遇，相比之下，秦国为人才创造的成长环境明显优于魏国，这也是致使最终秦国强大，而魏国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试问，没有人才成长的环境，人才有怎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呢？
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同样不缺人才，如何从上到下的重视人才，发掘人才，创造人才成长的大环境，畅通人才上升渠道尤为重要。把这一思想延伸到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集体，招揽人才固然重要，而如何用好人才，有没有高水平的当家人其实才是先决条件，正如没有马云就没有阿里巴巴。
毛主席说，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我们最需要的不只是商张范这样的大才，也需要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这样的风流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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