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幻世界：没有他们，或许没有今天的流浪地球

中国的科幻世界：没有他们，或许没有今天的流浪地球

今年的春节档真是热闹非凡，其中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流浪地球》，引发了很多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首发于2000年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第七期。而中国科幻的起步，更要追溯到100多年前。

中国的科幻世界：没有他们，或许没有今天的流浪地球 1

中国科幻的发展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功利主义的推力。

可以说，中国科幻，一点都不“幻”，而是很实在，很接地气，甚至很“经世致用”。

但功利也没什么不好。发愤图强，务实求成，这才是一个有觉悟的“追赶者”的正确姿势。

追赶者比落后者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变好、变强的希望和由此而来的行动力。

中国科幻的起点本就是变强的希望。

第一批向中国引入科幻概念的人，是梁启超、鲁迅等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1893年，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原著为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英文小说 Omega: 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后来还自己创作过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十年后，鲁迅在1903年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当时的译名为《月界旅行》）。他在序言中写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难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两位的出发点很明确：救亡图存，启蒙民智。在当时科技意识荒芜的中国，用娱乐性更高的小说拉近大众与“赛先生”的距离，进而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中国科幻后来的几经沉浮，也都如其起点一样，捆绑着时代最强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科幻的主题是科普和革命。

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从地球到火星》和《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的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说过：

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现实主义，它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它的对象是青少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热情更加高涨。

徐迟在1978年1月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直接导致带着草稿的民科们在中科院数学所门口排起了队，数学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全国来信，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取得了其他重大突破。

科幻也随之大热，叶永烈出版了他在60年代初于北大图书馆写成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时风靡。这本书被制作成了多个版本的连环画，成为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

然后是滚滚而来的新千年。

电话乃至移动电话走入千家万户，互联网文化开始在大学生和高知人群间悄然生长。

到2001年，中国又正式加入WTO，经济腾飞、城市化的加速到来和IT、互联网的商业崛起同步发生，创造了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奇迹。

发展、追赶、竞争，成为过去20年的大主题。

中国科幻也从革命的、科普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产业，并在冥冥之中和商业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一个有意思的商业史细节是，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比刘慈欣的《三体》更早地启发了中国市场的一项商业成功：在2002年到2005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灵通”（背后是日本的PHS技术，产品形态看起来是手机，但却使用固定电话网络）。

引进小灵通的UT斯达康一时风头无二，在2004年巅峰期的收入高达213亿元人民币，并投入巨资研发3G。

而为UT斯达康贡献了“小灵通”这个绝妙产品名称的是一位1996年入职的早期骨干员工——叶永烈的儿子叶舟。在获得老爸的许可后，叶舟所在的UT斯达康注册了“小灵通”的商标。叶永烈未收取任何授权费。

可惜 “小灵通”没能漫游属于自己的未来。华为在回过劲后，决定不能只让中兴和UT斯达康数钱。本着不赚、不亏、竞争为先的原则，华为将出货价拉到了玩死对手的单机300元，并迅速夺得25%的市场。

如今，华为依然屹立不倒，UT斯达康则已被江湖遗忘。就算偶尔被想起，也多数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薛蛮子又搞出了什么幺蛾子。

这是另一段追赶与被追赶、失败与胜利的故事了。

2

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出现在1999年。

在当年的高考全国卷中，作文题破天荒地出了一个科幻题材——“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放榜当天，18岁的著名媒体人骆轶航在心情忐忑地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后得知，自己那篇快意排比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得了满分，被《北京青年报》全文登载。随后，他喜提清华通知书，这篇作文也长年出没于各类教辅资料里。

而中国科幻的意外收获是，高考这个国民级IP带火了另一个当时大众知名度并不高的IP——《科幻世界》。

在高考前出版的1999年《科幻世界》7月号里，编辑部刚好做了一个“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专题，时任主编阿来[1]亲自写了一篇有关记忆移植的文章。

这让中国最具消费力的人群——中国家长看到了科幻的重要性。第二年，《科幻世界》的销量从23.6万册飙升至36.1万册，一举跃升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科幻类杂志。起步晚于欧美近百年[2]的中国科幻在高考助推下一举“弯道超车”。

1991年-2012年 《科幻世界》杂志历年销量。*数据来自豆瓣网友“三丰SF”

3

当雨果奖等国际科幻大奖日益被反思向、女性向、边缘人群向作品占领时[3]，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科幻作品却是刘慈欣的《三体》。

人称大刘的刘慈欣是鲜明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曾说：

与其被贫穷、死亡和战争所奴役，我更愿意接受所谓技术的奴役，毕竟这是一种进步。

我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哲学上讲肯定是有很多缺陷的，不过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的这种信念很难改变。

技术发展不能停滞，最大的危险就是技术发展的停滞。

在刘慈欣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症结——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大概率都可以被技术解决。

太绝对了吗？

这可能是因为1963年出生的大刘这一代人切身体验过什么叫“技术发展的停滞”，以及由此带来的灾难。

所以当美国的老牛仔将枪口对准Waymo自动驾驶车辆时[4]；中国卖早点的小贩们未经任何思想斗争就换上了二维码付款系统。

中国科幻圈也有一个独特现象：科幻作家的社会地位尤其高。

在世界其他地区，现在的科幻文化是亚文化，科幻作家被视为类型作家。

而在中国，虽然核心科幻创作圈仅有寥寥数百人，但如刘慈欣、郝景芳等著名作者却很受商界追捧。刘慈欣被多家科技公司聘为架构师，在2018年还当上了IDG资本的“首席畅想官”。

对科幻的重视和热情，折射着中国社会对科技、发展和追赶的热望。

活下去的迫切心、不敢停歇的追赶心，仍是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主流，与1910年代以来，渴望独立富强的心情并无二致。

这种特质谈不上好坏，而且就像母胎和故土一样，无从选择，而是来源于一国一地的历史积淀与长期民情。它让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焦虑，也最乐观的人，最世故，也对未来最有希望的人；它轻视着无用之大用的价值，也同时刺激着惊人的进取力和行动力。

而在多数发达国家进入了“后资本主义”的多元、分裂甚至颓废阶段时，中国对科技的希望和乐观，对发展和生存的执念，可能是此时此刻，我们对混沌的人类整体精神的贡献之一。

这是一群极尽所能想活下去，进而活得好的人。

电影《流浪地球》里有句台词，不仅适合2075年，也适合现在：“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

如果希望还在来的路上，不妨再看看刘慈欣原著里的这段话：

听着亲爱的，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

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

最后他写道：明天把这话告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