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阶梯钻出狭窄幽暗的地铁站,抬眼,是响晴的天空。上海的十月,天蓝得很慷慨。
今天会是我第二次见阿梅,我的美籍“心理咨询师”。明明还有二十分钟左右就能见到她了,我却开始想念她了。
走到阿梅家楼下,抬手按了门铃,对讲机里很快传来阿梅带着笑意的声音。“Coming(来啦)”,话音未落,不锈钢门的锁舌“啪嗒”一声弹开。
我微微使劲儿将门拉开,走向电梯间。不一会儿,电梯升至阿梅住的那层。看着自己的倒影被抛了光的电梯门逐渐劈开,直至不见,我吐了长长一口气。
出了电梯左转尽头里屋,就是阿梅的家。走近一看,门已经开了道缝,全凭一把实木小矮凳挡着。
我推开门,一双灰色棉拖鞋工工整整地摆在门垫上。阿梅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门口笑盈盈地候着,从厨房涌来的伊朗红茶的香味倒是替她向我打了招呼。
“Good morning.(早上好。)”我提声朝厨房方向喊了声,一边把靴子卸下,一边往右手边望:阳台边的鸟笼里空空荡荡。上周我和阿梅第一回见面时就奄奄一息的绣眼鸟,还是去世了。
1.
我从来没想过阿梅会成为我的“心理咨询师”。
打引号是因为她其实不是以正式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在帮助我,她没有收我一分钱,况且按照职业伦理,她和我的熟人身份也意味着这段关系是非正式的。
2015年,我们因为一位朋友的介绍而相识,当时阿梅和我一样住在苏州。正在国外念大三的我不常在家,我们见面不多。
后来得知她和先生又搬到了上海。她和先生都是伊朗裔美国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搬来中国生活。
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国,加入了上海的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工作渐渐忙碌起来,我和阿梅见面次数寥寥。
2019年夏末,我被一系列变化击中:注意力下降,思维钝化,食欲锐减,简单到与同事寒暄这些事情都没有能量去做,也更消极更自责了。
最痛苦的是,我对原本喜爱的事情都难提起劲,甚至总是陷入某种生命的虚无感中。
中秋节那天,我崩溃了。彻底失去起床动力的我心想,不吃不喝瘫着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心仍旧因为这种不受掌控的“丧”,反复哭了挺久。
父母不太能理解我的状态。我知道他们想尝试理解,但是他们说的所有安慰的话,在我听来都是“伤害”。
比如,“你很成熟的,我们本来对你很放心的,怎么现在这样了”、“没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 、“这么大人了还这样,多丢脸啊”。
在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前,问题本身可能存在已久。
2.
我选择面对,找了朋友陪我去精神专科医院问诊。初诊那天,朋友陪我挂号后,坐着等了大半天。
终于轮到我了,我一个人推门进去,只见门诊室里整整齐齐地坐了五位医生。
主治医生是一位面相和蔼,年纪约莫六十多的爷爷。我一坐下来,他就笑着问:“怎么啦?”
可能是他的气息比较暖,我嘴里的第一个字还没好好从舌尖放下,眼泪先掉了下来。
他安抚我,让我冷静一点再说话。
我见到墙上的抽纸机,指了指:“我可以拿些纸巾吗?”
“噢,当然可以。”
主治医生耐心地等我擦净眼泪。我强行稳住颤抖着的声线,告诉他我中秋节那天崩溃的事情。
他还是笑着,问了一句:“你被人追过吗?”
还在擦着眼泪的我,被脸上腾起的羞意打了个措手不及:“啊?”
“被追过吗?”医生笑着重复。
“……有啊,从小都有些‘烂桃花’,但是没有向别人表白过。”
他点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问到了我的家庭。
我分享了基本情况:我有个和我相差十多岁的弟弟,当初我抗议无效,父母还是生下了他。
主治医生眼底有一丝了然,对坐在他对面,一直帮他打报告的医生说了句什么。
那位医生提了个问题,我没听清,只听主治医生回了一句:“当了那么久独生子女,忽然再来个弟弟,当然会有些不习惯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让我鼻翼酸涩,眼眶一热。
3.
前前后后,主治医生大概问了我十多分钟的问题,随后喊我去验血、做心理测试。这一圈下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拿着厚厚一沓报告给主治医生看,他看了看报告,又转向我,笑眯眯地说:“你呢,问题不大,但确实是有一点问题……我会给你开药,吃了这药你会更开心,工作效率也会高一些。”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吗?”
“当然,你的问题不在于工作。”
他终是没说我得了什么病。拿着处方去缴费前,我下意识地瞥了眼他开的初诊报告单,上面写着:双相情感障碍。
离开医院后,我乖乖地吃了三天药,体会了心悸、头晕、身体颤抖、失眠和食欲下降等药物反应。
刚开始比较明显,第一晚最难熬,出现了类似高原反应的惊恐发作症状,到三天后就只剩轻微手抖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情绪是波澜不惊的状态。原来能让我开心的事情,即使看到了,也会像手心里的水,很快流过,抓不住。
我好像还是不太理解我自己,想试试心理咨询。
介绍我和阿梅认识的朋友,鼓励我找阿梅求助,那时我才意识到,阿梅的职业就是心理咨询师。
“I’ve recently been diagnosed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My friend suggested me have a chat with you. What time works best for you ?(我最近被确诊患了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我的朋友建议我和你聊聊。你什么时候最方便呢?)”
我发出求助消息后,阿梅很快回了消息,说她听闻这个消息很难过,并给了我一系列她有空的时间段。没隔几天我们就见了面。
第一次见面,阿梅带我去她那间狭小的书房兼工作室。
她先请我坐在整个房间里最舒服的单人沙发椅上,转身将玻璃移门拉上,又用窗帘小心地遮住移门。四周暗下来,唯有打开的窗户漏了几缕早晨的光。
阿梅坐在书桌台边的实木椅子上,朝我笑。
最后,她轻轻地问:“How do you feel? Tell me what happened.(你感觉怎么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然后我哭了。
4.
阿梅师从认知疗法学派。第一次和她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尝试梳理为什么我会忽然陷入困境,最后发现,我还带着很多童年创伤没有放下,而那些创伤让我形成某些有偏差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的情绪和认知……
经那一回,我好像就通透了许多,有些决绝地选择停药(好孩子千万别学我),看看能否通过调整认知走出困境。
在我能够开口说话前,我仿佛看到了长久以来压在我心上的一切,情愿或不情愿。
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对应的词,去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替我去“看”它们。
父亲、母亲和弟弟,我亲爱的家人,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变得那么鲜活。
——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是这么和阿梅说的。
事实是,抑郁刚发作没多久的我,只看得到自己的伤口。
猛烈的药物反应让我感到委屈:明明是家人给了我这么多创伤,为什么却是我要去吃药呢?我把意识放出去,像追豆子的贪吃蛇,想把这个问号吞掉。
不料,问号越来越多,自己变得越来越长,直到咬住自己的尾巴。
5.
第二次来到阿梅家,我注视着那空荡荡的鸟笼,耳边仿佛还有那只绣眼鸟扑扇翅膀跳来跳去的声响。
我想起第一回和阿梅交谈的末尾,她微笑着望进我的眼,说:“I can see that you’re alive. You’re not dead inside. This gives me hope.(我能看到你还活着。你的心没有死。这给了我希望。)”
当时我笑了。
她接着说:“I don’t think you’re bipolar; in fact, I don’t think you’re depressed. You’re just facing the challenge you have to face at this very stage of your life.(我觉得你不是双相情感障碍,甚至我不觉得你抑郁了。你只是在面对你人生的这个阶段恰好要面对的挑战。)”
真正给人们希望的,从来不是祝愿,而是行动。我想,那一天阿梅是想要尝试告诉我这些。
恨会让人永远心存缺憾,爱才会让人感到富有,从而有了改变的力量。
“I just made some tea, do you want some? Or hot water as usual?(我刚沏了些茶,你想要来点吗?还是像往常一样只要热水?)”
阿梅忽然从厨房那头冒了出来,朝正望着阳台出神的我扬了扬她手里的玻璃茶壶。滤去了茶滓的红褐色茶汤,显得晶莹剔透。
现在,我又笑了。
“Tea is good. Can I have one?(茶就挺好的。我能要一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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