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阶梯钻出狭窄幽暗的地铁站，抬眼，是响晴的天空。上海的十月，天蓝得很慷慨。
今天会是我第二次见阿梅，我的美籍“心理咨询师”。明明还有二十分钟左右就能见到她了，我却开始想念她了。
走到阿梅家楼下，抬手按了门铃，对讲机里很快传来阿梅带着笑意的声音。“Coming（来啦）”，话音未落，不锈钢门的锁舌“啪嗒”一声弹开。
我微微使劲儿将门拉开，走向电梯间。不一会儿，电梯升至阿梅住的那层。看着自己的倒影被抛了光的电梯门逐渐劈开，直至不见，我吐了长长一口气。
出了电梯左转尽头里屋，就是阿梅的家。走近一看，门已经开了道缝，全凭一把实木小矮凳挡着。
我推开门，一双灰色棉拖鞋工工整整地摆在门垫上。阿梅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门口笑盈盈地候着，从厨房涌来的伊朗红茶的香味倒是替她向我打了招呼。
“Good morning.（早上好。）”我提声朝厨房方向喊了声，一边把靴子卸下，一边往右手边望：阳台边的鸟笼里空空荡荡。上周我和阿梅第一回见面时就奄奄一息的绣眼鸟，还是去世了。
1.
我从来没想过阿梅会成为我的“心理咨询师”。
打引号是因为她其实不是以正式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在帮助我，她没有收我一分钱，况且按照职业伦理，她和我的熟人身份也意味着这段关系是非正式的。
2015年，我们因为一位朋友的介绍而相识，当时阿梅和我一样住在苏州。正在国外念大三的我不常在家，我们见面不多。
后来得知她和先生又搬到了上海。她和先生都是伊朗裔美国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搬来中国生活。
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国，加入了上海的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工作渐渐忙碌起来，我和阿梅见面次数寥寥。
2019年夏末，我被一系列变化击中：注意力下降，思维钝化，食欲锐减，简单到与同事寒暄这些事情都没有能量去做，也更消极更自责了。
最痛苦的是，我对原本喜爱的事情都难提起劲，甚至总是陷入某种生命的虚无感中。
中秋节那天，我崩溃了。彻底失去起床动力的我心想，不吃不喝瘫着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心仍旧因为这种不受掌控的“丧”，反复哭了挺久。
父母不太能理解我的状态。我知道他们想尝试理解，但是他们说的所有安慰的话，在我听来都是“伤害”。
比如，“你很成熟的，我们本来对你很放心的，怎么现在这样了”、“没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 、“这么大人了还这样，多丢脸啊”。
在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前，问题本身可能存在已久。
2.
我选择面对，找了朋友陪我去精神专科医院问诊。初诊那天，朋友陪我挂号后，坐着等了大半天。
终于轮到我了，我一个人推门进去，只见门诊室里整整齐齐地坐了五位医生。
主治医生是一位面相和蔼，年纪约莫六十多的爷爷。我一坐下来，他就笑着问：“怎么啦？”
可能是他的气息比较暖，我嘴里的第一个字还没好好从舌尖放下，眼泪先掉了下来。
他安抚我，让我冷静一点再说话。
我见到墙上的抽纸机，指了指：“我可以拿些纸巾吗？”
“噢，当然可以。”
主治医生耐心地等我擦净眼泪。我强行稳住颤抖着的声线，告诉他我中秋节那天崩溃的事情。
他还是笑着，问了一句：“你被人追过吗？”
还在擦着眼泪的我，被脸上腾起的羞意打了个措手不及：“啊？”
“被追过吗？”医生笑着重复。
“……有啊，从小都有些‘烂桃花’，但是没有向别人表白过。”
他点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问到了我的家庭。
我分享了基本情况：我有个和我相差十多岁的弟弟，当初我抗议无效，父母还是生下了他。
主治医生眼底有一丝了然，对坐在他对面，一直帮他打报告的医生说了句什么。
那位医生提了个问题，我没听清，只听主治医生回了一句：“当了那么久独生子女，忽然再来个弟弟，当然会有些不习惯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让我鼻翼酸涩，眼眶一热。
3.
前前后后，主治医生大概问了我十多分钟的问题，随后喊我去验血、做心理测试。这一圈下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拿着厚厚一沓报告给主治医生看，他看了看报告，又转向我，笑眯眯地说：“你呢，问题不大，但确实是有一点问题……我会给你开药，吃了这药你会更开心，工作效率也会高一些。”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吗？”
“当然，你的问题不在于工作。”
他终是没说我得了什么病。拿着处方去缴费前，我下意识地瞥了眼他开的初诊报告单，上面写着：双相情感障碍。
离开医院后，我乖乖地吃了三天药，体会了心悸、头晕、身体颤抖、失眠和食欲下降等药物反应。
刚开始比较明显，第一晚最难熬，出现了类似高原反应的惊恐发作症状，到三天后就只剩轻微手抖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情绪是波澜不惊的状态。原来能让我开心的事情，即使看到了，也会像手心里的水，很快流过，抓不住。
我好像还是不太理解我自己，想试试心理咨询。
介绍我和阿梅认识的朋友，鼓励我找阿梅求助，那时我才意识到，阿梅的职业就是心理咨询师。
“I’ve recently been diagnosed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My friend suggested me have a chat with you. What time works best for you ?（我最近被确诊患了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我的朋友建议我和你聊聊。你什么时候最方便呢？）”
我发出求助消息后，阿梅很快回了消息，说她听闻这个消息很难过，并给了我一系列她有空的时间段。没隔几天我们就见了面。
第一次见面，阿梅带我去她那间狭小的书房兼工作室。
她先请我坐在整个房间里最舒服的单人沙发椅上，转身将玻璃移门拉上，又用窗帘小心地遮住移门。四周暗下来，唯有打开的窗户漏了几缕早晨的光。
阿梅坐在书桌台边的实木椅子上，朝我笑。
最后，她轻轻地问：“How do you feel? Tell me what happened.（你感觉怎么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然后我哭了。
4.
阿梅师从认知疗法学派。第一次和她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尝试梳理为什么我会忽然陷入困境，最后发现，我还带着很多童年创伤没有放下，而那些创伤让我形成某些有偏差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的情绪和认知……
经那一回，我好像就通透了许多，有些决绝地选择停药（好孩子千万别学我），看看能否通过调整认知走出困境。
在我能够开口说话前，我仿佛看到了长久以来压在我心上的一切，情愿或不情愿。
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对应的词，去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替我去“看”它们。
父亲、母亲和弟弟，我亲爱的家人，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变得那么鲜活。
——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是这么和阿梅说的。
事实是，抑郁刚发作没多久的我，只看得到自己的伤口。
猛烈的药物反应让我感到委屈：明明是家人给了我这么多创伤，为什么却是我要去吃药呢？我把意识放出去，像追豆子的贪吃蛇，想把这个问号吞掉。
不料，问号越来越多，自己变得越来越长，直到咬住自己的尾巴。
5.
第二次来到阿梅家，我注视着那空荡荡的鸟笼，耳边仿佛还有那只绣眼鸟扑扇翅膀跳来跳去的声响。
我想起第一回和阿梅交谈的末尾，她微笑着望进我的眼，说：“I can see that you’re alive. You’re not dead inside. This gives me hope.（我能看到你还活着。你的心没有死。这给了我希望。）”
当时我笑了。
她接着说：“I don’t think you’re bipolar; in fact, I don’t think you’re depressed. You’re just facing the challenge you have to face at this very stage of your life.（我觉得你不是双相情感障碍，甚至我不觉得你抑郁了。你只是在面对你人生的这个阶段恰好要面对的挑战。）”
真正给人们希望的，从来不是祝愿，而是行动。我想，那一天阿梅是想要尝试告诉我这些。
恨会让人永远心存缺憾，爱才会让人感到富有，从而有了改变的力量。
“I just made some tea, do you want some? Or hot water as usual?（我刚沏了些茶，你想要来点吗？还是像往常一样只要热水？）”
阿梅忽然从厨房那头冒了出来，朝正望着阳台出神的我扬了扬她手里的玻璃茶壶。滤去了茶滓的红褐色茶汤，显得晶莹剔透。
现在，我又笑了。
“Tea is good. Can I have one?（茶就挺好的。我能要一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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