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知几与《史通》简介
刘子玄名知几，唐代著名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条长处，“批判的继承，勇敢的创新”是他的史学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于其史评专著《史通》一书始终。他以批判精神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和主张，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史通》一书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其篇目编次是：
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调、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覈（即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序，共三十六篇。
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共十三篇。
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阐述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史书源流和史书得失。
二、小谈
1《史通·六家》“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书，古字作[ ],是一握笔书写的象形，其本意即书写。书写的东西及动作叫书。商周时，唯有史官有书写智能。当时的“书”即时史官对封君言行及朝廷大事的记录。虞、夏久，不论。商周两代必定此种记录很多。墨子贵义篇云：“昔者周公旦朝议书百篇”可证，尚书序云其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似有可能。唐流行尚书本一定是被人删订过的。但是否为孔子，不可考。在时代、思想上符合，但并不能确定一定为孔子。
2《史通·六家》“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顾命》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 天威，厮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而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帮，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此不谓训、诰之言乎。
3《史通·六家》“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战国策》刘向书录可证。
4《史通·表历》“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无其用，可胜道哉！”
表，其用表格形式，依照时代、内容简明的列出大量历史事实，既方便读者查阅、浏览。又和其它体例相互补充、说明。怎可谓之“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郑樵有语之“《史记》之功，功在十表。”
5《史通·书志》“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新书屡出，旧书散佚，史家不可避免的要撰志以录，以便后世之用，怎可“宜除此篇”
6《史通·本纪》“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 矣。……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司马迁为项羽作纪，是据实而书，不以胜败论英雄，在《秦楚之际月表》中称该时段为“秦楚”，这些正是司马迁高明之处。刘知几离开书之内容来孤立论其形式，导致不明作者意图而乱下论断。
7《史通·世家》“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关于陈涉被列为“世家”，司马迁曾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由此可看出，司马迁是看重陈设的首创之功的。笔者认为《陈涉世家》并不是写陈涉个人，而是早期反秦之农民起义的总的概括，陈涉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有延续性的，对后期的反秦农民起义有其指导借鉴意义，名实并无不准。
8《史通·杂说上“《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
如果只写“景帝立”，则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文帝正常死亡，景帝乃立。二，文帝非正常死亡，景帝立。三，文帝未死，而景帝立。此意明否？不用兼书其事吗？
9《史通·断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乐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以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首先，读《汉书·地理志》之人并非全为学者，都精于《尚书》，若只谓《禹贡》已详，不精其者只明《禹贡》篇名，不晓其真意。若再寻《尚书》来读，不如《汉书·地理志》录其全篇方便吧。再者，录《禹贡》全篇也可为《尚书》之《禹贡》保存多一分之安全。若《尚书》不幸亡佚，《汉书·地理志》还可助其复原《禹贡》部分，岂不美哉！
10《史通·列传》“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以儒家观点中的以传解经来拟比《史》《汉》中纪、传关系，脱离了客观实际，没有注意到司马迁以纪、传相辅，共建《史记》框构的本意。
参考文献：
《史通》唐·刘知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读史入门》许凌云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尚书正義》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汉书》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 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战国策》西汉·刘向编集齐鲁书社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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