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以后，因办冬学而重新活跃起来的宗维岳，看清了国家形势的发展，积极参与到地方的政府重建活动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人才溃泛，特别是能说会写，又有政治觉悟，又有群众基础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集优势条件于一身的宗维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显山露水而出。他先前遭开除的党籍被重新恢复，相随着，那个参与赌博的历史小污点，也就不算个什么问题了。
1951年秋天，宗维岳在农活正忙的时候，受政府安排到西安参观学习了一趟。兴冲冲的他回来后，却被张连贤好一通埋怨。原因是季节不等人，家里劳力少，地里活多，老是赶不出来。他作为一家之主，光知道在外跑，当甩手掌柜的，一点也不管家里人的死活。这是实情，自知理亏的宗维岳只好笑了笑没说话。
第二年春天，宗维岳不知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得到了启发，把村子里的十多户和自家情况差不多的人家，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变工队。变工队里的各家牲畜共用，劳力取长补短，今天大家帮你家，明天你家帮大家，互助互利。人多力量大，营生落不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举措，把各户人家劳力少这个难题给克服了。
当年秋天，粮食大丰收，参加变工队的人家，收成反倒比那些劳力多的人家更好。现成的例子，教育了村里人，到1952年，参加变工队的人家占了全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名称也跟着改为杨青庄村民互助组。
作为新生事物，互助组这种形式被远近的人们所议论，也就受到了上面领导重视。个中还有个原因，当时，国家正在尝试性地在广大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组织。两者在形式上非常相近，只不过合作社的范围更大，也更为系统。于是，杨青庄被县里选为合作社的首善之地。
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忠诚，亲自下到杨青庄和宗维岳交流以后，委派了四名干部，就住在宗维岳家帮助建社。地方志载，作为县上的试验地和榜样村，当时还确立了杨青附近的郭畔村一起进行。只是杨青在前，郭畔落后了两个多月。
在工作组主持下，杨青庄进行了一场从未有过的选社长活动。可以想见选举会场的情形，三十多个头上罩着羊肚肚毛巾的男性村民，抽着旱烟，佝偻腰身，一个个石头圪瘩一样，或蹲或坐在宗家的院子里，享受了他们一辈子绝无仅有的一次选举权。也正是这次选举，宗维岳当上了当时陕西省第一个建立的合作社“青春一社”社长。
当年，杨青庄最初参加农业合作社的仅十三户人家。宗维岳和康明章两家近二十多口人都被包括在内。到了第二年，合作社的形式就在全县铺开。1955年时，其已成为新政权最基层的社队组织的基本形式了。按《吴起县志》上说：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计划和劳力使用上统一由社里安排，管理采取死分活评，或按件记工、短期包工的办法进行集体生产，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收益分配上，按劳动和土地进行。产品和收入每年分配一次。分配方法一般采取定产分配制，即先扣除土地、牲畜、粪价、公积金、公益金部分，余则按劳分配。”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初级社刚刚成立时，男女同工不同酬。为了这个问题，女劳力多的人家都有意见，说这违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都是为解决一家单干困难的基本原则。问题集中到宗维岳处，见多识广的他把杨青村入社的各家掌柜的叫在家里来商量。
“新时代了，咱们是不是也改一改老见识。我也常想呢，政府号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都是新事物，有一定的道理。过去，女人缠了小脚干不成营生，才有男人在外受苦打天下，女人在家围着锅台养娃娃。现在变了，你们看成长起来的女娃，都不是小脚了，干活有的比男人还泼辣。”
宗维岳常教育儿女，说会说话的人想着说，不会说话的人抢着说。他老人家就是一个想着说话的人。说出的话有理有据，不伤害人，目的性还很强，又不外露。同时，他在说话中间，眼睛从来都是注意着人们的反应。像这种啦话一样的商量方式，讲究的就是一种平等和循循善诱的艺术，通过非常自然的方式就把握住了。这既是一个人的天赋，也是见多识广的一种修养。他的一通话说下来，就把杨青庄的妇女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了与男人平等的高度。
晚上，入了合作社人家的女人们攒在一起，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窗花纸都动呢。就有一些守旧的老年人，吧嗒着旱烟袋，蹲在崄畔上咕哝着看不惯。有的人还埋怨宗维岳，说死B女子们都上头了，这是坏老祖宗的规矩呢。
初级社中的同工同酬，极大地调动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下地劳动的人头一下子翻了一倍，为群众交流和学习创造出了新的天地。有趣的是，男人们干劲也跟着足了，大家在一起说着，笑着，把营生干完了，精气神还愉悦的放不下。受了影响，村里几个因为小脚而很少下地的妇女，偶尔也加入到了劳动者的行列。
“女人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你们男人为啥回家就不能做饭带孩子呢？”在家里，张连贤心情开朗地开玩笑。
“得寸进尺，刚把你们解放了一点，就飘得不行了。”宗维岳倒严肃起来。
“我一看你就假眉三道。说是妇女解放，实际上是骗我们把家里的营生做完了，还得到外面去受苦。把一帮婆姨女子哄得当你是大救星呢。”张连贤笑着说：“其实，我最了解你了，就会在外面装人。我问你，这些花花肠子，你都是从哪学的？”
“这你倒问在点子上了。”宗维岳很少夸老伴。“这还真不是我发明创造的。是上面提倡，我只是把一种马上要展开的潮流，给提前领会回来，让你们都早一点给咱们下地劳动去。”
“看，看，我没说错吧。”张连贤瞅了一眼老伴，又去忙家务了。
杨青庄男女同工同酬，确实是走在了全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的前面。为此，县上在开大会时，还专门提出过表扬。表扬过后，就给宗维岳安排了一个年轻的助手，名堂是党代表。他不是别人，就是从宁夏回来后，又到延安干校学习了经营管理的康全功。那一年，他刚刚二十出头。
康全功跟宗维岳从年龄和家庭关系上都是两代人。宗家的儿女叫康明章是康家干大，康家的儿女叫宗维岳是宗家干大。干大的称谓，是当地亲近人家之间，小辈对长辈的一种通称。宗维岳是个开明人，康全功是个虚心人，两人倒合得来，一直搭着班子，干到了1956年.
手里有了对劳动力的调度权，宗维岳的热情空前，新想法也层出不穷。村里的人们也不知道哪些是社长的独创，哪些是政府倡导下的经验推广，反正大家觉得，在这么个能人的领导下，干劲来了，收成有了，心气也通了。山间地头上，常常是劳动伴着歌声。而人们所唱的歌子，大多都是宗维岳从外边学会后教给大家的。
“石湾他大爹，人家就是能行，你看安排活，啥人干啥事，啥事啥时干，全都那么有条理，一点都不乱。唉哟，这合作社可真让人省心呢。”
“咱们省心了，社长忙了。过去，他们家的地里都很少见他的人影子，现在到好，常常跟着大家一块劳动。不过，你看人家做过的那活，有板有样，比女人还细致呢。”
金碑银碑，不如人的口碑。宗维岳当初级社长的几年里，对当地人刀耕火种的耕植传统进行了创新改进。首先是对土地的深加工，农闲的时候，合作社集中人力在山里修了三十多亩梯田，又从几处崖畔上刷出八十多亩山地，还尝试着打了两处石坝蓄水。另一方面是对土地的精耕细做，过去翻上一次就下种，现在人力畜力强了，都改成了翻两番下种，且一改过去手工撒种为用耧条播，用赛力散农药拌种，施肥面积也大幅度提高。
宗维岳把从外面学会的本事，再揉和个人的智慧，所倡导出的众多举措，对当地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革命。特别是梯田形式的应用，一下子就提高了土地的蓄墒，相当于在半山上修出了河滩田。到了春天，远远的看上去，原来的黄土山上，弯弯溜溜出一褶褶的彩色围裙，就跟一幅江南山水画一样。这一切，把那些没入社的人家眼红的直喊叫，到了第二年头上，差不多的人家都入社了，集体力量也就更加壮大起来。
杨青庄的名声由此传远了，上门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连延安地区的领导都到村子来看过。宗维岳的名气也就响了。1955年，他和村里另一个人一起，被推选为全国初级合作社先进代表，远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农业合作社大会。因为他们都是来自革命老区的积极份子，特别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从北京回来，正赶上县里在召开大会，宗维岳一行被县委书记请到会议室，给人们介绍了北京之行的光荣经历，转达了大会精神和周总理问候陕北人民的话。会场掌声如雷一样，那张黑白照片在无数人手里传看过。两个人因为争看时，不小心给撕了个小口子。
光荣与梦想，让宗维岳觉得身上好像有了一个光环一样。一向严肃的他，在家里时不时还哼哼着新学的小曲，对几个孩子，也变得特别和蔼可亲。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跟一些村民们吸着旱烟，给大家讲述和周总理合影时的情形。这也是他老人家一生中一大光彩事件。
“一个国家的总理，在古代大概就是宰相一级的官吧，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我们把咱们吴起的小米赠给他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周总理当时是双手接的，还拿在鼻子前闻了一下，直说陕北的小米好呢。还要我们多多的打粮食，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咱们陕北的小米儿。”
“当年红军到吴起时，我远远的见过周总理，那时他一脸胡子，让人印像深刻。开会时见了他，我真想上前说一句话，可看见他那么忙，身体又不太好，最后也没说。倒是总理回忆起了他在吴起住得那几天的一些往事，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北京城可大了，天安门那个城楼子，我们也上去了。毛主席在建国庆典上，就站在那上面冲着成千上万的人举手喊话的。我们还去了皇帝住的故宫参观，那房子套房子，绕得人连方向都辩不清……”
“火车吗，就是一长溜铁皮房子拉在一起，顺着两条铁跑道跑得可欢了……”
那个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贫乏，杨青村里边能有宗维岳这样一个人，常从外面带回来一些新闻和见识，再讲给大家听，那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更何况他去的是北京首都，见的是国家的总理，如此殊荣，就连宗维岳的爷爷，当年的老贡业都没曾有过。
令人可惜的是，宗维岳带回的那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莫名其妙的流失了。
1955年，吴起县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开始建立起两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高级农业合作社。它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生产管理上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生产计划统一安排，收益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社员彻底取消了来源于土地的报酬。
对于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一向积极的宗维岳是持怀疑态度并被勉强执行的。因为他家里的日子已经重新过起来了。从宗惠珍的档案中，记录说当时家里有石窑三孔，土窑一孔，骡子一头，牛三头，驴一头，山地、坡地、河滩地、果园子合起来，有五十多亩。这对于一个山区农民家庭来说，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积累了。一入社，所有的积累，完全为大集体做了贡献。对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还有一笔文革账要算到。
初级社只是一个大的自然村组织，高级社则是几个自然村形成的一个生产大队的组织形式。据老年人们回忆说，当时谋社长之位的大有人在，但能胜过宗维岳能力和资历的人还真没有。我的爷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杨青庄初级社社长一职，过度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任社长。
社长自然要起带头作用，第一个问题便是牛马骡子的充公入社。张连贤没有丈夫那么高的觉悟。她听说入社要共田产，共家财，共劳力，共收成的时候，咋也想不开来。
“一家子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容易这些年攒下这么点家底底，你风格高，一句话就交了公，这让谁能接受的了。政府既然说是自愿，那我们不入不行吗？你不当那个社长不行吗？外面人说石湾人多么聪明，原来就是这么个聪明法啊！”
“谁家想交交去，打死我都不交。这些都是我从牙缝缝里省下的，是我几个娃受了多少苦挣下的。”
“前些年，你一天刮股子不着家，日子累得人没法过，全靠我们受回来的，这个家没你的功劳。”
“那年，为了给他爷抽洋烟，你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都给卖了。那是为了老人，为了进孝。这是为谁呢？图甚呢？”
往事重提，张连贤就说到了伤心处，哭得呜呜的。几个孩子谁都不敢吱声，但心里都倾向于母亲。宗维岳看得远，知道政府推行的这一套不是谁能阻挡了的。这些他不便给家人解释，就一言不发，盘腿坐在炕头前，吧嗒着旱烟锅子。后来他听得烦了，跳下地，出门走了。
张连贤再闹腾，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宗维岳是家里掌柜的，他定下的事，婆姨娃娃都得听。这里面有老祖宗留下的家法，有夫唱妇随的老规矩，有世人的眼睛和嘴巴。
在高级社社长位子上干了三年多，宗维岳没有辜负一村老百姓的推选，他老人家为自己的家乡踏踏实实地做了不少的贡献。首先，经宗维岳手里建起了离杨青不远的中杨青小学，当时可是全延安专区第一所民办小学。这所小学让全大队的学龄前儿童都有了上学的机会。后来，连高楼弯、礼拜寺、西沟塔等地的人，都从几十里远把娃娃送来念书。川里娃娃上学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其次，在好几处黄土沟梁上，组织社员种植了大面积绿化林木，其中还有许多果树、楸子树等经济树种。在专人看护下，这些山林几年就成活的郁郁葱葱。再次，就是在杨青川里垒了几道石坝，一方面为蓄水，另一方面为了淤地。这些前无古人的水利设施，有的一直被延用至今。
宗维岳对新鲜事物有着非常的爱好，1956年，他从西安回来，曾带回过一台能唱歌的机器。据人们私下说，他是花了一头牛的价钱，从商场里买的。这种新奇玩意儿，当时在周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农们都说那是鬼唱机。外村的好些人骑着驴来看过听过，一个个传得神乎其神。县上有一次开会，还专门派人跑来，把“鬼唱机”借去享用了一次。
据宗德虎回忆，那个唱机利用的是手摇蓄电，机子上有个花一样的大喇叭，能唱十多首革命歌曲。村子里有个老年人，一听那机子唱歌就头疼，说是鬼掐住了。现在看来，那其实是一种认识上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导致人生理的不适或排斥造成的。
这样一个神奇玩意儿，在杨青庄里唱了半年后，突然出了毛病。宗维岳琢磨了几天，找不出原因，只好托人又捎往西安，后来就没了音信。但它留给人们的记忆，却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直至多年之后，还有老年人在啦话中提说到。
可以想象一下，月亮地里，一座几无灯火的黑黜黜的村庄，一处开阔的场园上，一群黑黜黜的男女老少。一台唱机，闪着几处小小的光亮，发出陕北民歌皇后郭兰英优美的唱腔：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唱呀唱来，唱呀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
好呀咦地方……”
满天星斗中，三星西斜。唱机电量不足，声音拉长又拉长，到最后呜呜两声消失了，引发听歌的人们一片哈哈的笑声。有老年人提醒说，明天还下地干活呢，可不敢再这么瞎听了。人们便呼儿叫女，顺着七拐八绕，只有他们自己才熟悉的小路，往各家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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