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作为一部青春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在工作中的情节和轶事，小说主要的舞台是在一所中学，主人公任教期间与教育界的腐朽、邪恶势力做斗争直至最后愤怒离开的经历。也就是说该作品的主题就是揭露批判现实，讽刺教育界的弊病。从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平级；上下级；敌对。平级之间一般是指同事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这点很常见，但也容易被忽视，我们要知道，这一部分才是真实反映日本男性知识分子的真实交际。而第二部分上下级关系则在日本更为显见，日本的“年功意识”和“前辈意识”使日本人对于上下级的关系十分重视。第三类是敌对关系，这是本小说的重点，夏目漱石受有日本《水浒传》之美誉，小说中的矛盾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现实的写照，惩恶扬善的精神贯穿始终。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社会关系分析
平级关系
我们刚才探讨过，平级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和同事一般关系。全文中以“山猪”和“我”为一个势力，而“红衬衫”一伙则是另一个阵营，再加上中立的校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而普通的同事关系只可能在同一阵营内发生，而跨国阵营就是敌对关系了。我们看这一细节：
我们看，当“我”初到学校时，新同事对他的态度。此时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这种距离感在教养和面子的催化作用下变得无限大。美术老师就是这种典型，我们看他的台词：府上哪里啊？啊，东京？太好了。（p17）这句台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距离感”。首先，“我”初来乍到，和整个学校的教师都是陌生的，这就是距离感。而知识分子都是敏感的，没有人会试图打破这种微妙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想做出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但是这种距离感是不宜长期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人打破僵局，而美术老师就采取了一种最稳妥的方法——地缘性。他此时作为一个老乡而不是“同事”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一下子打开了僵局。然而这种距离感绝不是凭空消失，而是随着新“集团”（详见3）的建立而产生新的距离。
上下级关系
日本人很讲究地位高低，知识分子更不在话下，不论是企业和学校，人和人之间的地位都是相当显见的。这其中的标准大致上是：入职时间（工作经验）、职务高低，社会评价。在小说中，最高地位的当然是校长，校长之下又有“红衬衫”，再往下就是一般老师。而一般老师在学生面前则又是上级。学生之间按年级划分为前辈晚辈，而不同学校的地位又不一样，简直是一环套一环。我们来看一下上下级关系的表现。
吉川对“我”关于海钓的译文深感不屑：他抚摸着下巴颏，一副颇为内行的口气。（p38）
转而他对于“红衬衫”的态度是：小丑似乎心领神会，说：“确实像透纳的话……”（p38）
这场转换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发生，他对“我”的不屑一顾和讽刺对比他对于“红衬衫”的毕恭毕敬，十分明显。这种变化的原因简单至极——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我”作为一个新老师，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没有必要讨好“我”，而“红衬衫”在学校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学历上来看，是个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可谓高不可攀。吉川只有通过对他的尊敬才能找对自己的地位，从而在“我”和“红衬衫”之间寻求一席之地。这样无形间使他个人地位提高（原本都是普通教员）日本男性知识分子是很好面子的，他们希望受到尊重，那么前提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位，这种定位有时候不一定要由社会赋予，也可以自己寻求。日本人在上下级关系的维系方面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们从不会轻易僭越，他们通过一些权力和个人价值的让渡，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职场氛围，上下分明井然有序是他们一贯坚持的。
敌对关系
前言中说过，本小说中的两大敌对势力就是“我”和“山猪”的正义阵营和“红衬衫”一伙的恶势力。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力量是极其悬殊的，前者只是两名普通教师，后者则有“红衬衫”带队，多名教师随帮唱影，校长的明哲保身。所以最终正义一方是失败了的。但是这种失败不是以一方阵营的垮台告终的，而是以旧集团崩溃和新集团建立而达成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可能抛弃集团选择独立，因为集团本身就是他们寻求共同利益，达成共同理想的组织。知识分子的内心往往是孤独的，他们更希望在群体中获得自己正确的佐证。豪猪佐证了“我”的正确性，因此“我”愿意和他赴汤蹈火。当代日本的集团意识更多地体现在企业文化和民族荣誉感和维护集体利益方面，大和民族是团结的，这与他们的地理特征（岛国）是分不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集团意识是更加高层次的，因为他们是有能力摆脱“岛民意识”而真正达到集体主义的。
结语
我们通过对以上三种关系的分析，逐步掌握了小说中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的表现。我们再将小说内容推演到整个日本，我们则可以窥测出一些日本男性知识分子的社交规律。首先是“距离”，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日本文化的精髓之中，可以说平易直观的日本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正是通过这种“距离”给别人也给自己留足了空间和距离，使得彼此都能舒服自在。其次是“尊卑”，这个文化符号在现在说来多少有些负面，但是这种思想和前者的“距离”是有交集的，前者是在空间上保留空间，后者是在高低贵贱上规定空间和距离，这是日本社交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疏离感”的最佳写照。最后是“集团意识”，这看上去与“疏离感”矛盾，但是内在上三者是有机的互涵关系。这使得整个大和民族能散能聚，在彼此保持合理的距离的同时又能在关键时刻迸发出整个集体（民族）的力量。这就是日本的男性知识分子，他们有礼貌懂进退，敬老尊贤明白贵贱，又会站队伍，相信集体，对群体有着最崇高的信仰。然而我们的研究终究只是管窥，若想真正理解整个日本的知识分子的交际，则需要整个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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