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箩,也就是家乡用的面筛子,是那个时期几乎每家每户的必需品。家里的面箩一直挂在厨房案板的墙上,每次从北屋的面柜里拿过来的面,都要在面箩里过一下。很多时候,都会在简单的筛摇中过滤出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活物。
事实上,在大哥和姐姐出生的那个年代,家里鲜有余粮。一年的收成能够保证第二年度过生月,就已经非常值得庆幸了。而到了二哥和我出生的八十年代,家里的面柜基本都是满的了,奶奶北屋的墙角处也总是码着高高的成袋的麦子。对于一般人家而言,说起六零年的饥荒就已经惨到了底,而对于家道中落,五岁丧父的父亲而言,在很长很长一段岁月里,家里天天都是六零年。因此对于饥饿,父母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就在前几天,和父母微信视频,由于这几年疫情的原因,父母担心我们在外收入受影响,生活上挨饿,反复提及尽量不要让小孩饿着。每每此时,满满的答应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理解了。
记得小时候那会儿,每家每户去磨面都不是一两袋子,而是满满的一架子车,多的十来袋子,少的也起码有个七八袋子。那会儿在村西头有个大点的半自动化磨房,可能是因为磨机是用钢铁制作的原因,老家都叫钢磨,两台机子可以保证两户人家同时开磨。在磨坊等待的空闲时刻,会经常听到父母这一辈甚至更老一辈的人提及‘新社会’的好和‘农业社’时挨过的饿。质朴的话语和笑容,却映衬了一整个时代。
磨完后,白面、黑面、麦麸会被分装到不同的袋子里拿走,到家后再倒入面柜里面。而由于有限的存储条件,时间一长,面里面会很容易长出些小面虫,母亲每次取完面都会用面箩筛一下。对于父母这一辈人来说,别说这点小面虫,能吃的不能吃的东西都经历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打小就被灌输了浪费就是最大的一种“罪”,那个“罪”长着一张血盆大嘴,会把不听话的小孩吃掉。幼时的西屋对我来说,每次进去都有点害怕,除了堆得满满的柴火,最主要是有几张唱戏的年画。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把墙上的戏剧脸当成“罪”,直到长大后,才把“罪”这个东西从那么形象的思维中解放了出来。不过“罪”的教育留给我们的,对粮食的敬畏,实打实地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即便是如今,我依旧看不得吃的被浪费。
面箩这样的家当,估计即便在现在的老家,也越来越少了。大家也很少再那么大规模地去磨面了,只是会在需要的时候去集市或者商店里拿一袋。而在面箩下长大的我们,在即便没有面箩的日子里,也学会了面箩带给我们的告诫。“罪”虽然已不那么吓人,但却从不敢忘却,不敢忘却过去的岁月带给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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