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绝对是个人的事儿，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作者读者都是本人，实在与他人无涉，更与社会毫不相干。
这话应该是对的，但文革期间就不能这么说了。在学校里，造反派们以扫四旧为名来搜查，就得把日记乖乖的交出来，若要藏匿，罪加一等，造反派要日记干什么呢？查找反革命罪证呀！
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就被小将们从他的日记中查出“罪证”，打成了“反革命”。他写了什么呢？原来，他从报上抄了一首毛主席诗词，忘了注明作者，小将们看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就觉得抓到了大老虎了。说别看这家伙平时温文尔雅的，谁知道他如此反动，想变天！于是立即关押起来，被关者不知何故，还傻乎乎的问：“为什么关我？”直到开全校群众批斗大会时，宣布其罪状，念了这两句反动诗词，这位书生才知道是写日记抄诗词惹的祸。那时候是不许被批斗者辩解的，但他觉得太冤了，还是硬着头皮说：“诗，不是我写的，是抄的毛主席诗词，不信，你们去查。”这话，引来一顿拳脚，喷气式也架得更高了。小将们吼道：“还敢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批斗结束，押回牛棚时，这位被斗得精疲力竭的“反革命”，还是坚持说不是他写的，请小将们去查。这群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造反者中，也有稍冷静的，悄悄一查，果然情况属实。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抓错了，却也不再开批斗会，关了几天放出来了。这一事件吓得大家胆战心惊，谁还敢再写日记？
这是个真实故事，发生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城镇，却不是当地独有。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的《砚边余墨》一书，在《岁末半月记--2005年12月6日至31日.小序》中有一段文字：
“日记……可存旧迹，助回忆，习文字，为人生一好习惯！我自入中学后，即喜记日记，或文或白，或长或短，坦然自陈，无所修饰。真情流露，为纯本日记，而非日记文学，累计达数十笔记本。闲时浏览，如做心灵对话，如与友朋促膝，如面人间百态，如游山水胜景，又人生一大乐事。不意'文革'初起，寒门屡遭查抄，数十册日记为专案组缴获，于是逐日传讯，按图索骥，追查其中所涉及人员，寻根究底，事无巨细……令人哭笑不得，烦厌之极。决心今后不再记日记，以免无妄之灾。相沿近40年，渺无一字。”
可见“文革”期间，搜查日记的事儿所在多有，边疆，内地都一样。也许军队内部这种事大约不会发生？
近日读开国少将萧锋的《长征日记》深为震撼。萧将军的日记是战争年代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绝非和平时期普通百姓的日记可比。但是，就是这样一部非同寻常的日记，在十年浩劫中也差点遭到灭顶之灾。萧将军的女儿萧南溪在《长征日记》一书的后面付了《征战笔耕60载，风范长存感后人--开国将军萧峰一生的“日记”情怀》一文，为读者讲述了关于萧将军日记的许多真实故事，摘抄一段如下：
“父亲萧峰的'日记'，不仅记载了他参与、领导的战役、战斗，更记载了许多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事迹。”
“全国解放后，父亲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第一、第三坦克学校校长，1957年，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可是，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装甲兵也搞起了运动。父亲的日记在这场浩劫中险遭被毁的厄运。面对父亲几十年内容丰富的日记，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在某些别有动机人员的煽动下，唆使一群‘造反派’闯进了家里，说父亲的日记是‘黑日记’，是替贺龙、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唱赞歌的日记，逼迫父亲将日记交出来烧掉！”
“在父亲和母亲拼死保护下，与那些造反派们据理力争，相持了一天一夜，最终，我父亲和母亲义正言辞地对那些造反派们说：‘要想烧掉日记，除非从我们老两口的尸体上踏过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听了时任北京军区郑维山司令员的汇报后指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有记日记的自由，不得随便查抄，涉及某些人的问题，可由组织封存。’”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保护下，一直紧紧锁在保险柜里的日记才得以保存下来。”以后，这些日记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为数百位同志的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提供了“铁证如山”的真实历史文字。
这三个十年浩劫期间关于日记的故事，与其它重大事件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仔细想来，不是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人们一些什么吗？
如今，欣逢太平盛世，谁都可以好好的写日记，像来新夏教授说的：“可存旧迹，助回忆，习文字，为人生一个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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