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皇帝的新装
故事中的人们并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以看到新装，所以大家的信息是双盲的。本质上来说，等于每个人在封闭的考场做一道诚信试题，说谎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被别人当成笨蛋。在小孩戳破谎言之前，所有人都是收益方（即主观认为自己说谎的行为有了正收益），只是彼此受益的大小不同。相对来说骗子裁缝的收益最大，皇帝的收益最小（但用一些小钱换得了皇帝的权威，客观来说还是赚的。这个皇帝并不傻，他只是做了一次赌博，只是最后因为一个小孩的介入不幸输了。试想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衣服只有聪明人能看见，皇帝如果非要说它不存在，等于挑战真理，做了一次类似于赵高的“指鹿为马”来试探群臣反应的行为，这时候如果他的势力不及朝中的一些权臣，此事可能会被用来作为反贼清君侧的谋反理由）
案例二：视察早操（晚自修同理，都是“一刀切”牺牲优秀同学的利益“限制”了懒惰同学的行为）
严格的说这并不是一个谎言或者形式主义，因为维持这个制度确实可以督促某些懒床的同学早起，坏处就是本就可以早起的同学，去做早操很难达到锻炼效果，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而且在严寒酷暑的时候做早操并不利于大家的健康。那为什么不换个方式来管理早起，比如直接调取宿舍门镜系统中的清晨出门记录（如果经济允许，换成指纹或者瞳孔识别，就可以消除代刷卡的情况）。原因之一是这样做行政管理成本加大了，第二是无法获得“热闹”的假象。那“热闹”的假象究竟谁能获益呢？请看案例三。除了门镜系统，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比如成绩好的同学就可以不去做早操或者晚自修，专门去和成绩差的同学交流谈话，督促他们早起，参加晚自修呢？这个办法难以实行的原因是成本太大，且绩效难以考核，纯粹是良心活，吃力不讨好。另外有些不遵守校规的学生的确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创业。那学校能不能给酌情开特例呢？（就像计算机之父冯特那样可以不听课只参加考试）事实上也很困难，开了这个先河，管理就很容易崩溃，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请求特例，到时候怎么评判呢？设计合理的评判标准又增加了成本呢，这件事没有人会愿意推动（就算是新任官员的孩子这么做，往往也是偷偷执行特例，并不会为此重新设计制度）而且这种主观评判多了以后更容易滋生暗箱操作。
案例三：视察宿舍
所有人都知道在演戏，受益方是谁呢？学生肯定不是，他们是懒得整理宿舍的。辅导员也不是，他们要陪同上级领导。领导的受益和损失有哪些呢？损失：有部分学生和老师都这一行为浪费了他们时间很不爽，心生怨恨（虽然不敢表达）。受益：也是一个类似于“指鹿为马”的行为，试探出了哪些部下比较忠心，办事比较得力，总是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也有利于慢慢树立政治权威。（县教育局领导视察当地中小学情况与此案例基本同理）
案例四：大学课堂管理
明明讲得很差，没人听，为什么要点名呢？为什么不能给好的同学特例可以不听，差的同学谈话来让其改过自新。不愿和差的同学谈话的原因见案例二。为什么不能引入竞争制度，不能往线上网络学习加上线下讨论学习的过程。不让我们听MOOC上的清华北大的老师而要听他们讲呢？为了维护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如果真的让学生去听MOOC了这些老师的收入会丧失很大的一部分，而且说不定会被裁员。另外如果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于老师，老师的面子和威严也会扫地。（尤其是一些工科学科，知识更新太快，老师未必比得过学生）。对于这帮保守派来说，上面没下令改革就不改，下令了也是以形式主义敷衍。没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之前，不可能改得好。
案例五：愚蠢的领导为何存在
随着科技和教育的进步，后来人终将超越前人。当那些年老的领导在不及年轻人的时候（但并不是说那些old leader没用，首先他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确实做了不少贡献，他们的声望所形成的“场”是youth所不及的，如果在重大关头想要服众，往往还得听他们的），他们只能拼命维护那些传统，否则自己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欺，但下属们为了讨好领导，就帮助领导实现了自欺欺人。下属们并不傻，他们知道这个组织快不行了，所以一边阿谀奉承一边找下家，有机会就跳槽了。领导对于旧世界的沉溺只有在下属都跑了的时候才会被打碎。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或政府部门的知识管理或者说创新管理，需要好好看看文献进行研究。
案例六：移动公司为什么要引进客户流失和交叉销售挖掘技术，又废弃？
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为了应付上级，但是上级的说辞很好听，说的是引进国外最近技术。就好比强国以人道主义的说辞干涉弱国内政。他就可以说我就是很看重人道主义，把它的权值赋值很高，这是他人无法反驳的。就像韩寒和方舟子的案件，根据已有证据，有的人认为韩寒造假，而有的人就认为不造假，原因就是每个人对证据效力的权重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的，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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