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篇-1

我现在还住在那间平房里，由青砖砌成。每个白天和晚上，我都会向窗外看看。我可不是看外景，而是那窗户上的玻璃。整面窗户都是由这些小块儿玻璃拼凑而成，十分考验刀工。平房^①^坐北朝南，由一间主屋和东西两间次屋构成，每间屋子的窗户都是如此。由我父亲一手操办而来。我住在西屋里，现在还住在这儿。

故事由这间房子讲起，变得简单许多。在我幼小时候，西屋是一个热闹的场所，每天你来我往，三五成群。如今只剩我一人，独享孤寂。我往往要点一支烟，把自己融进烟雾之中，才去回溯它的前世今生。那时候西屋是父母经营的一间小卖铺，买点生活用品和烟酒饮料。我大概已忘记它是什么样子了，那些历史本与我无关，也不该由我提及。我不记得它具体卖过些什么物什，又是如何摆放；也不记得曾在它的货架上拿取过什么吃食和玩具。这个设定有些不合情理，就如我和它只是同处西屋的不同时空当中，本无关联；我所拥有的记忆，或许只是西屋记忆的残骸。我一度怀疑自己有妄想和失忆的病症，而它只是这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是很重要，不值得精心规划。

那时我和父母还曾睡在一块儿。有一天清晨，我们一家人都懒在床上不肯起，父亲从货架上拿来一只葫芦形状的气球，慢慢吹起气来与我玩耍。时至今日，我也就只记得此事。如《寄生虫》中所言，我后来三番五次在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一只气球越吹越大，险些要把房子撑破了。我只好蜷缩在墙角，既不敢闭眼，也不敢睁开，既害怕死于黑暗之中，又害怕亲眼目睹某个爆炸的瞬间。或许我更害怕的，是这种漫长地等待。我模糊记得，父亲在吹那只气球时，我已经有了这些恐惧感；也或许尚且没有。

小卖铺开了一段时间，后因经营不善倒闭了。那时主要供给煤矿上的外地人喝酒消费。那时煤矿上雇着一大批浙江爷们——我不太记得他们究竟来自何方，也全然不知他们的长相和口音，但仿佛大人们总在说，你们这些浙江人真是豪爽——所以大抵算是浙江来的吧。他们往往拖家带口来外地打工，总是说，养娃没啥用，供娃念书没啥用呀！于是他们把辛苦赚来的钱全要消费在吃喝上面。我第一次听说“红烧肉”这道菜，也是打他们口中得知的。

大概五六岁时，我们也需要接受点学前教育。但又没什么幼儿园可上，只好跟着村里的小学一块儿上。经常听同一个老师给其他学生讲一到三年级的课程。那节课讲革命烈士刘胡兰，有同学则认为，刘胡兰女士死得很冤，她若是习得伪装之术，便也不至于惨死敌手。于是便给刘胡兰的照片上加了两笔小胡子，然后换来了两个大巴掌。所以他后来也没能当成画家。那所小学也是一套青砖平房，本来是一户人家，后来有点小钱搬走了，就做了教室。我从不曾见过这户人家，打我有记忆以来，它已然坐满学生。这一直到我三年级时，新村委会建成，我们才搬到村委会上学。

那时家里的生意本来也并不太好，后来喝酒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一个小学生拿着劣质的铅笔找到家来，问母亲你们家买的铅笔老是断芯是怎么回事？面对一个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母亲低声下气地教他该如何削铅笔……我站在旁边，似乎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耻辱，既为劣质，也为低声下气。似乎我是可以冲上去揍他一顿，把他赶出去的。但我那时已明事理，终归没有理屈叫板的勇气。无论如何，这致使我永远也不会在经商中度过生命的一分一秒。

我丝毫不记得它是如何从有变为无的，有关小卖铺的记忆，就索性断了。就像做着一个梦，梦着梦着新的故事开始，然后旧故事便被忘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多年后，母亲还是不停念叨说，那个外地人还欠了咱家300块钱没要回来！她想把这300块钱要回来，但赊账的人却死在了矿上；但她总是觉得300块钱佘出去，就应该还回来，管他谁还都行。那个外地人死掉了。据传闻，有一天他的妻子带着娃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他就死掉了。几年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彻底消失，人们都说是误下了井，便再也没上来。据传闻，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井下面生活了两三年，每天靠着吃老鼠活了下来。

母亲总是为那300块钱耿耿于怀，她说那外地人成天在咱这儿喝酒，喝完赊了账，佘了也不还。她总希望这钱能够要回来，也不管那人死没死。她好像把经营不善和倒闭都推脱在那300块钱身上了。这件事一直让我很抵触，一直也忘不了，我不觉得这300块钱要回来可以帮我抵消反感。事到如今，我忘记的事情数不胜数，可还是可以记得那个外地人喝醉后的德行。他拿起一瓶酒来就要往嘴里灌——那个酒瓶是个白瓷罐子，罐子是一个鹅的造型，从鹅的嘴里就可以把酒倒出来，但从头顶的鹅冠上可倒不出来——他喝多后众人戏他从鹅冠上喝，他就非要从那里喝。他自己也说，那里一定能把酒倒出来……

①：我们这里的房屋建造，大体一个样。一般称为五间大瓦房，因为东屋算一间，西屋算一间，中间的主屋面积是东屋的三倍，所以算三间。我们一般把主屋称之为“大家（即‘大一点的屋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