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礼金似乎是免不了的。本来,礼金是作为心意的一种体现,其具体金额不应决定你的心意之大小,祝福之深浅。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家物质生活的改善,礼金的数额水涨船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随之而来的,关于礼金的争论、矛盾可谓屡见不鲜。以我家而言,每年礼金上的花费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可谓一笔不小的花费。父母也常常告诫我,"未当家不知当家之艰辛”,诚如是也。但话虽如此,还是有几点愚见想在这里分享。
首先最受关注的往往是礼金的攀比之风。这种攀比之风,与经济水平并无直接关系,有时愈是穷的地方,攀比之风愈为严重,真乃一大奇事。这家办了喜事,那家也办喜事,但是一家比另一家收到的礼金总额多,排场大,这似乎就显得十分有面子,成为一件足以津津乐道的事。礼金的总额一方面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另一方面则主要归于礼金的大头了,即最亲近的几户家庭出多少礼金。最亲近的家庭一般就血缘关系而论,如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等等。无论是家族人丁的兴旺,还是亲人的豪掷千金,传到十里八乡,总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收到的礼金,一般用于宾客的宴请、礼花的购买燃放等,因而礼金总额的大小,往往与红白喜事的规模直接相关。倘若婚礼庆典之类办得隆重气派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丧事亦讲究大排场、大阵仗则有些不可理喻了。若是老人生前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尽享天伦之乐,那么待其驾鹤西去,一切从简,使之入土为安即可。何必大做道场,烟花不歇?难道是借丧事之名宣扬后人孝顺,以此博得美名么?若是老人生前得不到悉心照料,归去后却大张旗鼓地铺张浪费,并不能增加半点孝心。生前的冷落与死后的荣华,前后之对比,反而似莫大的讽刺,徒增世人笑料而已。
抛开礼金的攀比之风不谈,礼金来往的不公平、不对称,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且极易造成人与人之间潜在的隔阂与矛盾。每个家庭情况各异,如家庭成员之多寡等,红白喜事之频率自然不一样。有的家庭成员多,红白喜事的数量自然偏多,如婚礼、寿辰等等,接踵而至。而有些家庭,或许因为家庭成员少,或许因为不愿忙活张罗酒席,造成宴席的频率偏低,可能相隔许多年才办一次。如此一来,送出去的礼金多,收到的礼金少,促就了双方礼金来往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尚是建立在双方宴席都不缺席的基础之上。倘若有些家庭,不但红白事频率高,而且对于其他家庭的宴席,常常借故推诿不参加,那么,上述礼金来往的不公平会进一步拉大。这种礼金来往的不公平造成的结果如同贸易逆差一般,一方礼金收入远不能平衡支出,另一方则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盈利的手段。如此一来,双方心生隔阂,来往渐疏,甚至互相贬损,反目成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礼金不只是来往双方之间的事,也受到周围环境的裹挟,有时让人难免顿生无奈之感。礼金的来往一方面是被周围大环境所裹挟。随着年代的推移,犹如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一个小区域内的礼金标准也在逐渐地攀升。这一标准或许是许多人默认接受的,即使少部分人试图拒绝接受,似乎也是徒然。倘若他们想安稳地生活在这一圈子里,而希望免遭周围的流言蜚语所侵扰,礼金的数额便不得不被周围的标准所裹挟,自主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礼金的数额也是被小环境内部所裹挟的。举例而言,倘若逢一喜事,一家几兄弟同去赴宴,倘若老大出一千元,老二、老三是否也得同出一千元?现实的做法往往是如此,即唯老大马首是瞻,老二、老三的礼金数额向老大看齐。在旁人看来,老二或老三的礼金若是出得少了,势必成为这几兄弟中显眼的“异类”。反之,老二或老三的礼金若是出得多了,或许会造成强出风头的印象,很有可能造成老大的不痛快。就现实而言,几兄弟之间家庭经济状况各异,与办喜事的家庭之间来往亲疏不同,礼金的数额不一,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人终究是社会人,总是活动于或大或小的圈子里,不能罔顾他人的看法与眼光。
是否能通过取消礼金来消除上述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呢?通过政府行政命令限制公职人员的礼金收取或许还算可行,可取消寻常百姓之间的礼金恐怕不容易做到。即便取消了以金钱为代表的狭义的礼金,包含物在内的广义的礼金却难以消除。无论是礼金的攀比,来往的不公平,还是环境的裹挟,都与人们的观念有关。如果说以物质便利为驱动的科技革命还算容易,那么以消除人类内心的虚荣、私欲等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可谓难矣。要使人们对礼金的观念改变,不再将其视为一种攀比、炫耀甚至盈利的工具,而仅仅当成情谊的象征。这种返璞归真般文化观念的转换,恐怕远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道阻且长,惟愿终将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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