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大家都很熟悉，是一部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成书至今，被奉为儒道经典，是不可不读的一部书。哪怕到现在仍旧如此，中小学课本中仍有摘录。而在我们生活之中也随处可见。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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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道理到现在已经成为国人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真正用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并不多。可虽然这些孔子言论我们熟而能诵，但在语义的理解上并不深入，大多是以现代白话的意思代入其中，将之直译出来，很少考究语句的时代背景，以及古今差异。当然因为文化一脉相承，大略的意思相差不离，我们也都并不深究，同时也自以为读懂了《论语》。
可古今终究不同，古代人读论语远远不同于现代人的读法。在古代，尤其是科举开辟以来，《论语》不仅仅是个人品读，更是作为考试内容，每字每句，篇章次序等等，都要了如指掌，倒背如流。也因此并不同于现代人仅仅大致明白意思就可以，而是要反复斟酌，锱铢必较，考究音韵，字词典故等等。这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领域，成为小学。此小学不是现在的小学学校，而是指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三者的结合，全面考究文字的音，形，义，分别与上述三者对应。
所以古人读书，尤其是读经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等到读书考科举之后，真正选择经义的时候，通常都是仅仅选择一部经书，专心钻研。我们常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那么古人就是一辈子读好一本书，能治一经，便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回到《论语》上，最初孔子的话被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时候，自然不会有什么注释和字句的斟酌，总是有，也是那些弟子内心的活动，并不见诸于文字。后人研读论语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从中阐发的道理各有不同，也就出现了各种分歧，产生了诸多流派。而到了汉朝，经学兴起，推崇学说钻研，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这个时候论语依然分成了三个流派，分别是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不只是意义阐发上不同之处层出不穷，仅仅在次序和篇幅上就参差不齐。当时研究的人必然要选一个具体的派别出来，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学术纠纷。
三家论语究竟谁胜谁负呢？其实传到后世各个流派都有，不过相较而言，如今流行的《论语》版本其实多属鲁论语和古论语。具体演变过程，就要说到论语流传过程中的几大成书的修订。第一部重要的论语修订著作是西汉末安昌侯张禹的《张候论》，以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说，共二十篇，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紧接着第二次修订则是汉末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根据《张候论》，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为其做注《论语注》，也成为了汉代以后经学必读的书目。
到三国时期，有何晏等人所撰的《论语集解》，是书首创古籍注释中的集解一体，较为集中地保存了《论语》的汉魏古注。书成后，一直流传不废。之后的诸多集疏，都是根据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来进行阐发的。影响较大的有南北朝时期的皇侃《论语义疏》，“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而因为作者是一位玄学大家，也包含了很多玄学的内容。宋朝时期邢昺的《论语疏》，侧重于章节训诂，带有义理之学的色彩，是向宋学转变的标志，“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宋代理学大成，多是二程及弟子的说法，而且通过注解四书而阐发自己的理论，注重文字训诂和事实考证。到了清朝，更加注重文字训诂，刘宝楠所作的《论语正义》则成了一部更加详实的疏证，包含了汉魏古注以及宋代经学，“详博超于旧疏”，成为了钻研论语不可少的参考巨著。
《论语正义》，是刘宝楠与朋友相约各治一经，于是一生就扑在这部论语上。《清史稿・刘宝楠传》上说，“宝楠於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蒐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而且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因此有儿子刘恭冕续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著作。
接下来要研习的就是这部《论语正义》，来学习古人如何治一经，如何从字句篇章中领会先贤真意，希望我能够坚持看下去，诸位也能有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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