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九：向哪里看齐

《传习录》一三九：向哪里看齐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真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真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哽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体育队列口令中关于“看齐”大体有以下两种：一是“以某一队为基准，向中看齐”；二是左右对标后的“向前看”。概括来讲，一个是要队列中的队员找到横向参照，对标看齐；另一个是要队员找到纵向上的参照，对标看齐的。

王阳明将为学的目的直接指向“学为圣贤”，同样面临一个“看齐”的问题。在王阳明的口令系统中，到底要学者向哪里看齐呢？

你来信写道：“圣道大的方面的要旨很容易明白，正如您说的‘‘良知良能’，即使愚夫愚妇也能弄得明白。至于特定情境中的具体细目以及随时机而作出的恰当应变，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必须学习后才能真正明白。今天谈及孝就是要切合实际实行温、凊、定、省这些细目，这些谁不明白？至于舜不请示父母就娶妻，武王还没有安葬好文王便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开，割股疗亲、为亲人守墓三年等事情，在正常与非常、过之与不及之间的明白洞察，必须讨论个是非曲直，以作为处事的准则。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遮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圣道大的方面的要旨很容易明白”，这句话是对的。只是看后世的学者，总是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实行，却把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作为学问，这正是孟子所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近在眼前却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事明白易行却按繁复困难的办法去解决。孟子讲过：“圣道若大路然，岂难如哉？人病不由耳”——圣道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实行吗？人们的毛病在于不去实行罢了。就“良知良能”言，愚夫愚妇和圣人是同样具备的。但是只有圣人能够致心中之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肯、不能，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所在。“节目时变”——特定情境中的具体细目以及随时机而作出的恰当应变，圣人对此难道会不知道？只是不一味地在这上面做文章罢了。圣人所讲的学问，只是精微体察存养心中的天理以致自心之良知，这与后世所讲的学问不同。你无暇去致自心之良知，而念念不忘于这些末节，这正是错把匪夷所思的东西取代简单明白的道理作为学问的弊病。良知对于“节目时变”，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具体细节随时而变不能够事先预知，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一样。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方圆长短也就十分明确了，那么度量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不在话下了。自心之良知诚确已致的话，“节目时变”也就十分明确了，那么对于随时而变的具体细节的恰当应对也就不在话下了。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在我们心中良知的细微处进行认真体察，那么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这是不使用规矩尺度却想去确定天下的方圆长短。在我看来实属狂妄荒谬，只会终日辛劳而终无所获而已。

你所谓的“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真正实践内心所知的人却少之又少。如果说粗略明白温凊定省的礼数，就算是致了他心中关于孝的良知的话，那么凡是知道为君当仁的都可以说他能致内心关于仁的良知；凡是知道为臣当忠的都可以说他能致内心关于忠的良知。那么天下谁又不是能够致良知的人呢？由此可见，“‘致知’一定要付诸于行，没有实行便不能够称之为‘致知’”，也就一清二楚了。知行合一的本质意蕴，不也更明白了吗？舜不告诸父母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便已经有了不告而娶的准则，以至于舜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于某人，从而决定这样做的吗？还是他从心中的一点良知出发，权衡利弊轻重，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周武王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难道是武王之前便已经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准则，以至于武王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某人，从而决定这样做的吗？还是他从心中的一念良知出发，权衡利弊轻重，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如果舜不是出于担心没有后代，武王不是出于急于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母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便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努力致自心之良知，不在日常为人处世中精心体察存养天理，只是凭空研究这些非常之事，并执着于以此作为日常为人处世的准则，以求得遇事时没有过失，这也是舍近道而就远端呀！你所说的其它几件事，都能够依此类推，由此古人致良知的学问，就可以明白了。

向哪里看齐？

虽然是“学为圣贤”，还是要以“致良知”要求自己，向内心之“良知良能”看齐。圣贤固然人人可依学而至，却必然是由各自内心之良知出发的，却必然是在“致良知”的过程中趋近的。

一句话，向自心中求与圣贤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