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年是来自河南平顶山,作为在1968年第一批来到大兴安岭的下乡知识青年,那一年他十九岁。在刚接到分配通知书时,他望着上面的“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等字样有些发懵,还以为自己被分配到了新疆某个地方;在他心里,一直希望自己被分配到内蒙古,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一直是令他羡慕的。直到看到通知书上的“黑龙江”,他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东北,而不是他所以为的西北。他跑到同学家,翻出中国地图,找了好半天,才在鸡头上方位置,找到了“大兴安岭”的位置。最初的印象,只是晓得那里距离苏联很近,是个紧挨着边境线的地方。
来到大兴安岭后,他被分配到了加格达奇筑路队,每日里和那些一同分配到这里的知青们,扛着铁锹,跟在推土机的后面,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道路来。
初来乍到,张立年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无边无际的森林,在漫无边际的山岭上蔓延开来直到远远的天边;树木居然可以长到三、四个人才可以合抱过来的粗大。新奇归新奇,紧随而至的烦恼却也不少,他从未想过,一个地方的蚊虫居然可以有如此的多,仿佛全世界的蚊虫都跑到这里来了。每日里开始上工时,各种蚊虫就铺天盖地般的扑涌而至,围在人们的身前身后,时不时的叮咬上一口,弄得大家的嘴唇和耳朵,常常肿胀起来。张立年和他的同事们,深受其害,却也无可奈何,后来学着当地人,托人买来一些女人用的纱巾,将头部严严实实的包起来,才躲过了蚊虫的叮咬之害。
但直到他来之后的第一个冬季,才彻彻底底的领教了这里的严酷环境,知道了“高寒禁区”的真实含义,知晓了“冷”,可以冷到这般的彻心透骨。
冬季来临后,大地被完全封冻住了,筑路队是无法在冻得铁般坚硬的地面施工,只好干一些准备工作,把要建设公路的森林中,树木放倒、运走,打出“路影”来,为来年的建设做好准备工作。
一进入十月份,大兴安岭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雪的世界,千山万岭间,都被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放眼望去,天地间只有雪的白和樟子松永恒的绿两种颜色。冬季的天空,永远都是灰蒙蒙的,即使是在晴天,也会有雪花飘落,那是由于寒冷而凝结的冰霜,漂浮在空中;身上的棉衣,穿得再厚,也挡不住零下三、四十度的寒意侵袭,只要一走出居住的帐篷,张立年就感觉跳进了冰水中,全身上下都忍不住的哆嗦。
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他认识了一名在靠山屯居住的鄂伦春猎人,五十多岁的拉夫凯。如果说,来到大兴安岭,是在他的生命中打开了另一道门,但结识了拉夫凯,则不啻于开了一扇窗,让他透过这扇窗,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将他融入其中。
大兴安岭地域北疆,气候寒冷,千百万年来,极少有人涉足,只有很少的鄂伦春人居住在兴安岭的外围,以狩猎为生,这让这片广袤的山林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张立年第一次来这里的火车上,就听说了“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俗语,但当时,他也是当个笑话听,当成了当地人夸张的说法。直至来到这里,进入到原始森林中,他才真切的感受到这句俗语描述的真实情况;狍子成群结队的穿行于山林间,兔子在雪地上留下一行行踩得结实的印记,林鸡一群群的就在他们居住的帐篷附近徘徊。
张立年来到此地的那年,铁道兵修建的铁路,还没有完工,冬季大雪封山,来往的交通运输不便,让这里食物匮乏。他们每日里吃的除了冻白菜、冻土豆就是海带,这让每日里从事着繁重体力的知青们,十分羡慕那些鄂伦春的猎人们,每日里都有肉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立年和一些知青们学着猎人的模样,在林子里布置上一些“套子”,企图获取一些狍子或兔子来改善伙食。但想法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看着那些鄂伦春猎人进山取“套子”,总是要扛些猎物回来的,最不济也能拎回来三、四个兔子,但等到他们去,收获却少得可怜,更多的时候,是空手而归。三番五次后,张立年知道自己是“油梭子发白——欠炼(练)。”便主动的去往这一带最出名的猎人拉夫凯家中,虚心求教关于狩猎的技巧。
鄂伦春人大多热情豪爽,相见即是朋友。拉夫凯对他的请求,当即应允下来,只是拉夫凯采用的方法,不是言传,而是身教,他要张立年每天跟着他一同进入山林中。就这样,张立年开始进入到狩猎这一行中。
有了老师傅的指导,他很快就掌握了狩猎中的窍门,知道了在布置套野兔的套子时,要掌握上弦月还是下弦月,从而控制“套子”的高低;而狩猎狍子时,如何从山势上来判断它们的必经之处。正是这些技能,让他们这一组筑路队的餐桌上,常常有了肉吃。
成绩是显著的,看得见的,筑路队的蒋队长干脆将他封为后勤组长,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为队里狩猎食物,队里的其他知青们,也给年纪轻轻的他起了个外号:“老猎民”。
有些人在悟进了一行后,往往会达到痴迷的程度,日思夜想的怎样才能更进一层。张立年无疑就是这种人,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很快就成为了附近一带出了名的狩猎能手,就连本地的一些鄂伦春年轻猎人,狩猎技能都不如他。只要他看到雪地上走过的动物痕印,他就能推断出重量和雌雄,以及走过的时间,尤其是在夜间狙杀狍子时,他将猎枪运用的稳、准、狠劲,比他的师傅拉夫凯都要略胜一筹。在一次两人合力捕杀一头五百多斤的黑熊时,拉夫凯的枪支出现了哑火,眼看着就要被反扑上来的黑熊扑倒时,身后的张立年果断开枪,子弹贴着拉夫凯的耳朵呼啸而过,击在黑熊的心窝处,一枪毙命。
尽管如此,拉夫凯对他这个徒弟却不太满意,至于缘由,在一次酒后,师傅拉夫凯说:“你永远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猎人。”
“为什么?”张立民的心中一万个不服。
“因为你作为一名猎人,没有敬畏之心。”拉夫凯庄重的说。
“咋就没有敬畏之心了?每次进山前,我也跟你们一样,都拜了山神的。”
“你是拜了,可你的心没有拜。”
对于师傅拉夫凯的评判,他从没有放在心上。这都二十世纪了,狩猎就狩猎呗,干嘛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事!这简直就是愚昧的体现。
1973年的时候,大兴安岭最北端的“北三局”初具雏形,急需大批人力进入,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一批批的来到兴安岭的最北端,在寒冷和蛮荒中开始他们的青春之旅。张立年所在的筑路队,被拆分成了三部分,分配给了三个林业局,他被分到了一个紧靠黑龙江边,叫阿木尔的地方。
这是一片从未有人来过的原始森林,即使是鄂伦春猎人,也从未深入过这里,处处显露出原始的蛮荒痕迹。就连这里的各种动物,看到人类,只会睁着好奇的眼睛,不住的打量,全然不知逃跑。特别是狍子这种动物,只有在人们快要走到眼前时,才会不慌不忙的走开。
这样的环境下,张立年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有时间,他就进到林子里,三天两头的,弄只狍子或鹿回来,让他们这支筑路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从不会为了吃肉而发愁。不出半年,全阿木尔的职工知青们都知道了他,知道了在这里有个善于狩猎的能手。由于这里地处边境,当时中苏关系因“珍宝岛事件”十分紧张,林业局里成立了民兵组织,每月里都有几天要进行军事训练。张立年的枪法打得很准,在几次的射击比赛中都拔得头筹,当上了民兵队长,转正成了正式的工人。
到1975年的时候,全局两千多职工知青,很少有人说没有吃过张立年狩猎过的食物。
1976年春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
五月中旬的一天,张立年背着半自动步枪进入了山林中。这个季节正是青黄不接之时,队里的同事们接连吃了几天黄豆炖海带,早就腻烦了,盼望着他赶紧进山,弄些野味回来改善一下伙食。
山林中的一处河沿附近,他发现了鹿的踪迹,看来这里常常有鹿会来这里喝水。打量了一番这里的山形后,他来到山坳处,将自己隐藏起来。果然没有过多久,一只鹿便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是一头体型健硕的母鹿,饥渴让它放松了警惕,急匆匆的向河边走去。全然没有发觉躲藏在树木后的张立年。
一声枪响后,他看着这头鹿蹦了一个高,随即一个趔趄栽倒在灌木丛中。
他放心了,他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这头鹿被打中了要害处。就在他走进这头鹿时,他发现鹿又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蹒跚着向密林中走去。
他再次的将枪瞄准了鹿的头部,几番犹豫中没有扣动扳机,鹿身上喷洒出的血迹,染红了地面上枯黄的草,他知道,这头鹿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必要再去浪费一颗子弹。他放下枪,不紧不慢的跟随在鹿的身后,沿着一路上的血迹走着。
那头鹿再次的栽倒在林地里,流了这么多的血,它的力气应该已经耗尽了。可就在他再次走进时,他吃惊的发现鹿又站了起来,胸膛处已经被血染红的鹿,又站了起来,继续摇摇晃晃的向林间走去。
张立年无奈,只好继续跟在后面,看它还能坚持多久。
在一片白桦林里,他看到这头鹿终于倒在了一片藤条里,没有了动静。他等了片刻后,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掏出匕首走了过去。他见到了这头鹿,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仿佛被人狠狠的抽了一鞭子,半晌喘不过气来;一只出生没有多久的小鹿正趴伏在已经死去的母鹿身旁,急切的吮吸着混着血汁的乳液。
映衬着白桦林的惨白,张立年第一次觉得眼前的血迹,竟红的如此耀眼。
这真是一件混蛋的事!他骂自己。第一次为自己引以为傲的枪法感到羞愧。他想到了师傅拉夫凯的话:
“你没有敬畏之心。”
他承认师傅说的话,是对的。自己永远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猎人。在这个季节,鄂伦春的猎人们都是不进山狩猎的,他们知道这个时节,正是万物繁育的季节。
他把小鹿抱回了居住地,尽心的喂养,把枪放回了库房里,再也不提进山狩猎的事。
半年后,局里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张立年走到哪里,身旁都有一头小鹿寸步不离的跟随着他。这景象,至今仍有很多老人还记得。
1978年的时候,作为第一批开始返城的下乡知青人员,张立年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已经长大的这头鹿放回了山林;每次他把鹿儿引入到山林深处,可用不了两天,鹿儿又回来了,三番五次中,只好再次背起了枪,只是这次不是为了狩猎,而是为了防身。
他领着这头鹿在密林中走了三天,来到了靠近黑龙江边的林地,看着这头鹿融进了其他的鹿群中,才放心的离开。
在回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密林中,像他的师傅拉夫凯那样,再次拜了山神,这次,他的身拜了,心也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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