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公子量的第35篇原创文章
浮现在人们面前的也许是华尔街上那些衣冠楚楚、举止得体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成功与自信。
或是美国全国广播电台CNBC那些声音清楚洪亮的分析员和他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尽管他们的预测往往将投资者引入误区。
或是纽约证交所门前宽阔的大理石石阶上，那永远坐满从世界各国慕名前来的人群。
再或许是热闹的42街、百老汇以及世界闻名的公园大道上各高楼大厦顶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股市自动报价系统和互相交错的红绿线。
再或许是各大洋行醒目的广告话：花旗银行的“生活富有”；或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最便宜直接线上交易，五美元一次”，等等，不胜枚举。
但在这一切联想画面中，我们看不见华尔街拥有一个工厂，生产一双鞋袜，不为人们提供任何一个“可见产品”。
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赚钱的呢？靠什么来维持华尔街数100多栋大楼的每天运转呢？
我们知道，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华尔街是怎样创造财富的呢？世界第二首富巴菲特，是靠什么致富的呢？
靠投资，走长线，人们会立刻这样回答。这个答案最多只对了一半，因为在人人投资的今天，并不是人人都能发家致富，而且有钱人毕竟还是少数。
也许有人靠的是侥幸，有的碰到了机遇；然而作为一个工业，华尔街能存在二百多年，不可能靠偶然的机遇。因为世界五百强的大公司，平均寿命也只有四十六年。
在1929年与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后，华尔街均能反弹，这说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华尔街与工厂一样，有能力并且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创造着财富，只是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传统工业的方式不一样。
华尔街以自己的才能通过管理资产的能力而获得财富，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再是人们需要的穿在脚上的一双鞋袜。
在鞋袜满足以后的今天，根据投资人占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投资风险的包容能力，华尔街替银行的客户们制定投资方案，替投资者们设计或买进卖出各个不同的金融产品，又称“不可见产品”，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在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自己也在赚钱。
不同于一双鞋袜，一幢房屋，金融产品摸不着、看不见，是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出现。比如，用三千元购买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三百股，或者买进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国债券，这种成交，交到投资者手中的是一纸“合约”。
如果这两个项目——中国电信和十年国债——是两个很优秀的投资项目，三年后，也许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变成二十元一股，投资总额翻了一番；
而三千元的国债投资，在国民经济搞得好，物价稳定，通货膨胀控制在1％～3％的情况下，效益也同样十分可观，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里拿钱。
但如果国民经济萧条，加上战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变为8％或以上，8％的国债投资就是很糟糕的投资：本金虽然保住了，但利润率还比不过通货膨胀。
这两个例子是非常简单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华尔街是人为的市场，生产的是不可见产品，因其各大银行所拥有雇员的优秀程度与资金多少取信于投资大众。当在大众管理资产妥善有“赚头”的前提下，华尔街也“大发其财”。
由于华尔街的回报主要是靠人这“软件”得来的，华尔街对个人的要求就特别高；又由于银行各个部门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华尔街对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团队的要求也同样高；
再由于华尔街永远面临的是不断的新产品与风险的出现，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顾客的要求，华尔街必须保持“年轻化”——在华尔街工作的最佳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
更由于在这个行业里的有限时间段内，人们期望他们的“最佳岁月”得到“最佳回报”，华尔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胆小与贪婪往往同步，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应运而生，成为华尔街的一个可怖景观。
时时听见从华尔街退下的或仍然坚守阵地的人们摇首叹息，将办公室政治与美国人惧怕的另外两件事税收和死亡相提并论。
华尔街的白领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们难逃这三大劫难：办公室政治，税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视死如归”地要去华尔街。
华尔街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球性：无论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华尔街”、巴黎的“华尔街”、东京的“华尔街”，均是孪生姐妹。
这些跨国大洋行的投资行为是全球行为，因而华尔街的文化也许是最不带有“种族色彩”的企业文化。
一个世界，一个人类，一个市场，二十四小时交易，是他们常听见的口头禅。这里，不要将个人的偏见与企业的统一文化相提并论。
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总是有冲突的，尽管这些冲突有时根本不源于宗教信仰、政治偏见、皮肤颜色或地域口音。事实是，企业文化确实还因地而异。
公子量了解到一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他在纽约市场呼风唤雨。
当公司将他借调到东京市场时，他的技术能力非但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因其个人开放的性格与在特定环境下（纽约）培养起来的心直口快的“企业文化”在东京惹下大祸：纽约与东京企业文化发生了冲撞，受牺牲的则是夹在两个文化间的雇员。
也就是说，这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对对冲基金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十分清楚，可是对企业文化之间，以及个人在不同企业文化中的个人风险却不明白，因而导致工作失误，最后他只好被迫离开公司——回纽约的退路也中断。
华尔街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一切剩余价值与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
华尔街各大银行、各董事局的大老板们，公司的CEO们或下面各个部门的决策者们，均把招人人或者裁人当作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根据高盛的一位客户的说法，如果公司把人招错了，这人会把公司给毁掉；如果公司把人裁错了，这人也会通过法律诉讼，洗净公司，让公司“连裤子也穿不上”。
曾经在华尔街发生过两件让人侧目的事：一是1995年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在亚洲东京市场上雇用的一名外汇交易员，他将失去的资产掩盖起来，直到公司输掉上亿的资产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让另一家老牌欧洲银行ING买了去；
另一件事则是摩根斯坦利在纽约市场上雇用的一名股票分析员，这名分析员三年后被摩根史坦尼辞掉，被辞退的原因引起这名雇员与银行的法律纠纷，为平息这场纠纷，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则消息，摩根“长痛不如短痛”，以庭外和解了结。
据说这名雇员拿到摩根上百万的巨额赔款后，办了一家报纸，专门与华尔街的银行作对，人见人躲，华尔街的公司没有谁敢再雇用他。
为找到正确的、合适的、同时又十分能干的人才，华尔街的大洋行不惜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这些人才的来源分为三个渠道：
（1）学校；
（2）内部推荐；
（3）猎头公司。
每年四五月份，跨国大洋行——美国银行、欧洲银行、英国老牌银行甚至亚洲银行如新加坡发展银行、香港汇丰银行——都派自己人力资源部门的职员到全世界各大名校面试学生。
各大学校的“工作分配部”每年三四月中也将哪些公司将前来校园面试的信息告诉相关的系和院部，有兴趣的学生前往填表，受其推荐甄选后，被银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面试。
根据面试结果（A、B、C、D）而被告知下一轮的面试，或被客气地推掉：谢谢对该公司的兴趣，我们祝你在以后的工作求职时走运！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校园面试成功，接下来的将是去公司本部或总部进行第二轮的面试。这次面试是与公司的各个部门的决策人见面。
这第二轮的面试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其主要目的是让公司的不同部门对该学生的潜力有充分的认识，再按其潜力分配到合适的部门。
有时，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交易员，十个面试下来，也许这些有资历的华尔街老手们会认为该学生更适合去做市场国债营销。
如果这个学生被公认为在公司有前途而被雇用后，他首先要受三至六个月的公司培训。这个培训是由公司好几个主要部门联手进行的，如交易部门、推销部门、投资银行部门以及分析部门等等。
如果求职者是法务部、财务部、风险控制部或后台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训练过程要求又不一样。
这些训练的目的是让这位新雇员对银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直感直观和亲自动手的认识，从而根据自己的好恶、能力来决定最终哪一个部门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从一个新员工到一个独当一面的好员工，通常需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年的大学生活能让一个学生在四年后得到一份大学毕业文凭，五年的华尔街生活，一般能使一个具有大学文凭的好员工，从助手成长为一个称职的副总裁。
虽说是五年，但不是“一刀切”，时间可长可短。有一位从中国辗转到东南亚后进入哈佛获得商学院硕士学位的学生，加入波士顿第一银行后，仅三年时间就从助手直接提升到董事，跨过了副总裁的职位。
文|公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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