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18

二月二十六日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通过反面的教训，才能体会到正面力量的强大和难能可贵。而反面教训的获得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这代价有时候又是血腥的，又是沉重和昂贵的，需要我们付出很多人的生命。没有酒醉就体会不到清醒，没有仇恨就不知道什么是慈悲，没有战争就感受不到和平的可贵。

由恶变成善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不同的人长短周期也不同，有的人也许瞬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完成了对人生对生命的顿悟，有的人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还有些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完成由恶到善的涅槃。

万事万物都有生理上的成长周期，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和循环。

心理上的我就是一堆概念的堆积。我们必须跳出由功名利禄、记忆、学习、形象、希望、挫折、失败、渴求、痛苦，快乐、幸福这一大堆概念的羁绊，去进行理性思考，弄明白我到底是啥，悟出我的本质，就像钢琴考级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登，一级一级的修炼，最终到达一个大师的境界。认识我也是这样，由一个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我，超度到至善至美的完美的我，由低级的我脱变为更高级的我，由低层次的我迈进到高层次的我，由精神金字塔的最底层上升到精神金字塔的顶端，完成人生过程的顿悟。只有经过凤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你才能到达至乐的人生彼岸。

心理上的演化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人性中的恶永远是恶，善永远是善。恶不可能自动演化成善，善也不会毫无缘由地变成了恶。人们存在心理上的治恶为善的自我净化机制，把人性中的恶抑制住，不使它发作。把人性之中不好的反面的负能量关在潘多拉的盒子里吧，永远不要让它跑出来。

人的心灵之中还存在一种悲情因素。也就是亚圣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无外患者衡亡。在破釜沉舟的绝地才能够生还。古典传统文化之中有一种忍辱负重，这种忍，很多人是逆来顺受的忍，生出的是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以实用理性为本，灵活变通是其特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式聪明”。这种权变文化，在让中国人庆生乐生，追求幸福的圆融圆满之时，负面影响也巨大。这种忍是消极的被动的负面的。有的人的忍是以顽强毅力成人之所不能成之忍，在绝地奋起直追，成就一番事业。这种忍是积极的主动的正面的。日本人德川家康活了75岁，忍了60年。他3岁离母，6岁当人质，8岁成孤儿，37岁在织田信长的淫威下，命令自己的妻子和爱子自杀。家康的一生就是忍的代名词。但他最终统一了天下。攻下大阪城后，他为了斩草除根，连8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他的忍之中隐含着寻机反攻，直至成功。

虽然从忍耐走向了残忍，但忍耐在日本更多地是走向了持久。NHK红白歌会去年已经是第68回。每年一度的隅田川花火大会是从1733年开始的。岩波新书是从1938年11月开始出第一本书，至今从未间断过。漫画连载《乌龙派出所》从1976年9月开始连载，40年间从未断更，共计连载1960话。电影《男人真辛苦》从1969年开始拍摄，每两年拍一部，到1995年为48集。要不是扮演者渥美清在1996年去世，电影恐怕还得拍下去，日本人还得看下去。京都的一文字屋和助，店铺年龄为1117年。日本千年以上的企业有7家，全球最多。

对某件事物久追不舍，永不放弃的执念，恰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

中国人的辩证智慧，用“知强守弱”的生存智慧赢得了安全，开始打造适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体系，并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

很多头脑保持清醒的人都明白，从转换视角来看，在唱衰中强大自己，在忧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种更高的生存智慧。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有的人喜欢在暗处，有的人喜欢隐忍，他们深谙度心之术。

二月二十七日

心智只有摆脱了历史、善恶、对立、记忆等等，抛掉了从前的一切，才能空无一物，才能容纳新的东西。

意识是属于历史，属于老旧的东西。那么它的对立面就是未来，就是新鲜的东西。

清空心中的历史、过往、记忆、概念、冲突、善恶等事物，它们一旦消失，心就空灵起来，轻松起来，快乐起来。

没有妄念的定境就是一个自由自在幸福快乐的独立王国。

搁置过去是需要能量的，忘记过去就能那么轻松地忘记了吗，没有超强的能力就无法忘记过去。有的人有能力搁置过去，轻装向前突破，只有突破了，才能快速地奔跑在人生的路上。那么你就比负重前进的人奔跑的更远，你就能看到更多更绚丽的人生风景。有的人一味地沉溺于从前，沉溺于无谓的唉声叹气之中，怨天尤人而不去从自身找原因，自己不争气反而嫉恨别人的成就，在旁边心怀恶意地说笑风凉话，这就是俗语说的手不溜怨袄袖。沉溺在过去而不能自拔，在从前的消沉中沉浮痛苦，于是苦海无边，只有回头才能找到人生的幸福之岸。

发现心是如何被占满的，才能找到清空的途径、平台、方法和规律，然后利用各种渠道去放飞我们的心智，才能带来创新，发展并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构建我们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就像血液一样融进了民族文化的机体之中，从而用文化自信产生的力量，构建我们文化的内在之力。

这种内在之力是否就是改变人心之力？确实，搜索记忆的古层，第一次发现即便是一部电影，也会改变一代人对一个国家的看法，对一种文化的膜拜。我至今还为这个事实感到吃惊并感到不可思议。

如40年前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追捕》，就是文化力等于国力的最有力之说。据日本人在1999年的一个调查称，80%的中国人看了这部电影。按当时10亿人口来计算，至少有8亿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追求，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80年代末留学日本的“巴拉巴拉”东渡大潮，进而连带引发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洋插队”。现在看来东渡也好，洋插队也好，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意义就是改变了中国。还有90年代中国城市里“小资”生活样态的确立，就与村上春树这位“陪跑”作家有关。是他的小说，调教了无数中国年轻人，该怎样活下去。

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中国也终属世界的一部分。要想再复现当年万人空港的《追捕》这个“非日常”已经不可能。但是，多少年后的今天，新海诚的《你的名字》，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等仍在中国大卖与大火，则是二次元文化生出的一种多元结果。这与贫穷富裕无关，与刻骨铭心无关，与人性救赎无关。如果说有关，则更多的是与小确幸有关，与卡哇伊有关，与生命之轻有关。再讲到底，这是与“哈日”有关。

因为日本仍然是我们新潮文化的一个源头，仍然是我们审美的一个高度，仍然是我们精神心向的一个追求。这就如同有些人所说，实体经济不行了，我们还有张艺谋，还有莫言，还有贾平凹，还有地大物博，还有人口众多，还有金瓶梅，再退一步我们还有红楼梦。这当然是调侃之言，但也不无表明对文化力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