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
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
1949年之前，没有“四大名著”之说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个总称的习惯。
比如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所谓“宇宙四大奇书”，冯梦龙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清朝的金圣叹评“天下六大才子书”，包括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民国时期，胡适研究白话文学史，也总结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
这些说法当中，无人同时列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
简言之，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种说法。
书荒时代造就“四大著作”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由冯雪峰任社长、总编辑。
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项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
随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释条目，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水浒（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国演义》（1953年11月）、《红楼梦》（1953年12月）、《西游记》（1954年6月）相继问世。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
“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绍出来，即重新出版。”
补充一下：《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版。《金瓶梅》被冷落，与“《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这句评价有关。
据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这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
“文革”爆发后，图书出版受到严重影响。
1971年3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国务院汇报情况：截至1970年，该所库存中央一级出版社所出图书共1.2万多种。除领袖著作、领袖像、样板戏剧本等书外，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封存和不允许发行的图书有7870多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典小说也在此列。
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传出批示：
“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
此处，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
此处，沈从文将这几本书并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不久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各地书店被要求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但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3800多部，不敷使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接到指示，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个城市各发20~50部，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
这种不审慎的做法，引起了读者的不满，还遭到外国记者的嘲讽。作为应对，新的指示要求：
“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样办，那样办是错误的。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已摆出来，卖光算了。”
随后，这几部小说获准重印。至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印了20万部公开发行；到1972年底，这四部书共计印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加印50万部，依旧供不应求。
自1972年起，还开始从海外进口古旧书籍。仅就“四大著作”统计，1973年春节后半个月，邮寄进来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邮寄进来11190部。
1975年8月14日，有指示要求“（《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5日凌晨，国家出版局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开始大量出版各种版本的《水浒传》。
在“1978~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排在第五名。由于“书荒”的原因，这四本古典小说，几乎成了那个年代识字民众的必读书。
80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的说法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正式出现。
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道：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
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也说道：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这一名义，打包出版这四部小说，在90年代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较早者，如《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数不胜数了。
综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称号，出现并逐渐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很短暂的。它们被称为“四大名著”，是因为它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因许多非常偶然的原因，成了出版最多、被国人阅读最多的古典小说，进而约定俗成有了“四大名著”这样一个称呼。
至于它们是不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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