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14 |食龙的孔甲

某种意义上说，夏朝显著性的衰落是从孔甲开始的。孔甲是夏朝的第13位君主，同时也是夏亡之前的倒数第4位君主。距离夏启建立夏朝，估计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不过，在探讨实际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于包括孔甲在内的整个夏朝，知道的东西其实非常稀少。这就像是身处巨大黑暗山洞里的探险者，依靠寥寥无几的微弱蜡烛，根本看不清里面的种种细节。比如说：孔甲为什么叫做孔甲？这个名字蕴含了怎样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家完全给不出解释。

但即便如此，孔甲还是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司马迁的《夏本纪》还是其他文献，似乎都将孔甲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上：夏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在《国语.周语》中，作者强调：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夏本纪》对孔甲也没有什么好言辞：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

孔甲并不是一个好的君主，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问题是，即便孔甲本人确实很糟糕，对“夏德之衰”也确实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因此就把所有的罪责归在他一人身上并不是公平的做法。

我们知道，一个王朝的衰落就好像一个人的衰老，并不是一场突发事件，而是各种矛盾在时空中复杂积累的结果。在上一篇《夏六帝》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帝堇将国都迁到了“西河”，尽管西河到底位于何处尚待争论，但迁都这一行为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国都之于国家，就像心脏之于人体，堪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倘若没有特别的理由，劳师动众的迁都行为就不会发生。更何况，我们还在《竹书纪年》里看到了“天有妖孽，十日并出”这样的政治暗示。总之，夏朝的衰落迹象在孔甲之前就已经有所流露，尽管还没有达到“诸侯叛之”的地步。

那么，夏朝的衰落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我们从孔甲的身份上似乎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为了更好的说明，不妨将《夏本纪》中的相关的几个帝王和彼此的关系罗列出来。

第十帝：不降；

第十一帝：扃，不降之弟；

第十二帝：堇，扃之子，不降之侄；

帝十三帝：孔甲，帝不降之子，帝扃之侄，帝堇的堂兄弟。

也就是说，整个夏朝正常情况下以子承父位（注意：没有说嫡长子继承，只是子）进行的权力传承方式，在第10位君主不降至第13位君主孔甲之间出现了“变态”现象。围绕着帝位，夏王室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平稳的过渡，还是发生了类似后世政变那样的活动？对于这些，我们都无法知晓。激烈的权力斗争至少是一种可能性，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但即便如此，指出这种“变态传承”仍然是重要的。

无论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发生，结果都是确定的，孔甲最终登上了帝位。但紧接着，一系列悲剧似乎也随之有了上场的机会。在《夏本纪》中，司马迁把“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夏”的原因总结为七个字：好方鬼神，事淫乱。

关于“事淫乱”，无需过多解释，无非是好色贪淫，私德不淑，品德败坏之类，这在权力之人身上屡见不鲜。真正重要的是，对“好方鬼神”应该如何理解？

要确切弄明白孔甲“好方鬼神”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引发的政治影响，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以字面解释，孔甲似乎严重破坏了夏朝的传统信仰和祭祀体系，大有“淫祀”的嫌疑。实际上，除去淫祀会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不说，仅仅是改变原有的宗教秩序这一点就够致命的。撼动信仰，在任何时代无异都是玩火的冒险，越是远古，也就是说，越是人们的理智还未充分开发的蒙昧时代，危险系数就越高。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把中国视为宗教国家。现在的中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来就是如此。我的感觉是，宗教的大幅度衰落其实出现在西周初期，很可能是周公为代表的一群“政治思想家”给了宗教政治致命一击，并用“人文政治”作为替代。这也就是说，在西周之前，包括商朝在内的政权，宗教色彩其实是非常浓烈的。对于商朝的神权政治，由于“殷墟”的发掘，我们了解得多一点。商王甚至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试想一下，当一种行为成为日常，占卜之于他们就像刷牙之于我们，那样的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社会呢？对此疑问，《礼记》给了一个答案，它总结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充斥着众多鬼神的世界，与现在相当不同的世界。

但截至目前，因为还找不到类似于“殷墟”那样的“夏墟”，我们不可能对于夏朝的宗教信仰作出什么判断。但考虑到文明自身的演进步调，既然宗教信仰已在商朝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么也有理由相信，在早于商朝的夏朝，宗教应当也是一种相当巨大的力量。

似乎是为了对孔甲“好方鬼神”做一个说明，司马迁接着记载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孔甲食龙。继“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之后，司马迁写到：

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即帝尧），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这段话虽然很短，但由于牵扯到“豢龙氏”、“御龙氏”以及“豕韦氏”各色势力，相当扑朔迷离。在《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中，作者给出了三氏之间的关系梳理，他说，先是董父因善于豢龙而被帝舜赐姓董，命氏为豢龙，封地在鬷川（山东定陶），到夏后孔甲时，陶唐之后刘累随豢龙氏学扰龙，被孔甲命为御龙氏。同时还命御龙氏替代彭姓的豕韦（注：彭姓氏祝融部落八部之一，昆吾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支，势力相当强悍），但很快刘累因为无龙可供夏后食用，逃亡到鲁县……

暂且不说“孔甲食龙”在宗教意义上如何解读（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龙在夏朝很不一般，之前贴过一张2000块绿松石组成的巨龙照片），但我们看到，围绕着“豢龙”这个事件，出现了一些氏族权力的更迭消长（陶唐氏挤掉了豕韦，而豕韦又是高能量祝融部的一支），夏朝内部似乎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气氛。

总而言之，以目前的文献记载推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夏朝在孔甲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稳的迹象，这种迹象以帝堇迁都“西河”为标志，可能跟王室内部的帝位争夺有关。私德堪忧的孔甲继位后，贸然改变了夏朝的信仰体系，并围绕“豢龙事件”进行了不同权力的更迭，从而导致“夏德之衰”和统治力的衰弱，激起了一些诸侯的反叛。

这些反叛为时长久（持续了四代夏帝），而在这些反叛的力量之中，东方的商人渐渐走向了前台，给了夏朝最后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