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康德只是个单纯的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普鲁士偏僻一隅过着离群索居、机械一样规律的生活，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

然而，曼弗雷德·库恩教授所著的《康德传》戳穿了这一系列的鬼话。

 1.

有人说，康德「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追求者」。这不是说康德憎恶女性，而是说，征服女性并非康德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他认识婚姻是好的而且必要的」，但没能踏进去。

曾经「有个教养良好而且面貌姣好的寡妇从外地到此探亲」，康德不否认他有与这名女子共同生活的愿望，但「他仔细计算自己的收入与开支，把最后的决定一天推迟一天」。

那个漂亮的寡妇又去拜访其他的亲戚，后来在别的地方嫁掉了。

又有一次，有个来自西伐利亚的女孩吸引了康德；她是陪伴一位贵妇人来到哥尼斯堡的。康德「喜欢流连在她身边，并且也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好感」，可惜他又迟疑的太久了。

那女孩都到西伐利亚的边境了，康德还在考虑要不要向她求婚。

自那以后，康德就再也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传言，康德自嘲说：「在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养不起；在我养得起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

康德年轻的时候，婚姻的确可能基于经济上的因素而成为难题。

 2.

教书，对于康德来说，作为谋生的手段，一开始还是很有趣的，但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后来（1759年10月以后）就变了——变得简直让他无法忍受。

康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的讲桌有如铁砧，我一再重复的演说像沉重的锤子，日复一日节奏单调地打在上面。有时莫名的高尚欲求，让我想要走出这个狭窄的空间。」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走出去？康德说：「眼前物质的匮乏立即用严厉的声音叫住我，它的恫吓是如此实在，于是我又毫不迟疑地扛起沉重的工作……」

看，经济问题，影响了他的情感生活，也影响了他的教书体验。

 3.

有人说，如果课堂上有几个亲近的学生，多半是可以改善教书体验的。冯·丰克（1738-1760）便是康德颇为亲近的一个学生。

冯·丰克在哥尼斯堡死于虚脱，康德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了他的夭折，并以一封致冯·丰克母亲的信的形式问世。其中，康德多方称许她儿子的性格，并借这个机会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一番反省。

康德说，每个人都是依据他的使命拟定自己的计划；他想精熟某些技艺，好籍此得到荣耀、平安和长久的幸福，无数的欢乐与愿景，构成了灯笼上的缤纷图饰，在想象里展开。

同时呢，结束这场光影游戏的死亡，在黑暗的远方招手，但是欢乐世界的光线遮蔽了它。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自己的梦境里，真实的命运却为我们铺就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

那么，作为一个智者，会怎样生活呢？

他会「理性地计划未来而不固执，对于期望的实现充满信心但不躁进，野心不大但也不吹毛求疵，……随时准备接受至高无上者的安排，在努力不懈当中从舞台上被叫下来」。

…………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个见解，习惯于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与娱乐的扰攘中作此观想。

 4.

说到冯·丰克，我想起康德的学生、后来成了哥尼斯堡的历史学家的巴齐克。

在自传里，巴齐克说，在他念大学时，康德讲授不收费的形而上学课，他去听了，但无法理解。由于康德颇受敬重，巴齐克对自己的能力又感到怀疑，所以觉得自己必须投注更多的心力在学业上；结果，他彻夜地工作，还是什么也没有学到。

之所以这样，巴齐克分析：「一方面没有机会，一方面我也过于爱面子，以致我没有向任何人承认我的无知并寻求帮助。」

有意思的是，巴齐克渐渐发现，康德的某些学生知道的比他还要少；他开始相信他们一个个都是因为虚荣才来听康德的课。

显然，巴齐克的经验并非个例。这意味着，康德确实变了：他不再重视别人的观感与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变得晦涩难懂了。

不少学生为康德的晦涩着迷，他们去听课正是因为听不懂。康德也意识到了，甚至不无可能故意迎合对晦涩有癖好的学生。

对此，他有冠冕的说辞：「我讲课的对象是『有才能』的人，不是平庸者。」

 5.

在一些人的想象里，作为一个「难懂的哲学家」，康德对学生的要求一定很严格。然而，事实上，可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776年的下学期，康德首次成了哲学系的主任；系主任要负责的一项工作是入学考试。那时候，有些同事指责康德考试不够严格，只要学生不是「完全的无知」，他就放行了。

此外，康德也没有过多限制学生的自由，因为他认为「长在外面的树比温室里人工培植的树更有生长力而且果实更丰硕」。

…………

有人说，康德要求不严格，是因为这些业务使他厌烦，并烦碍他的其他工作。

 6.

蜕变后的康德在很多方面都与从前大为不同了；这个变化是「准则」带来的。

在一段很少见的自传性文字里，康德说：「由于我的胸腔平坦而内陷，限制了心和肺的活动空间，使得我一直有『疑病症』的倾向，在早年甚至有些厌世。但是想到我的胸腔阻塞可能只是物理的原因而无法改变以后，我便不再受其影响，以至于在我的胸部被压迫时，我的头脑还保持平静与快乐。」

康德认为，要避免疑病症的苦恼，就应该从事「日常工作」，并专注于我们必须完成的事情上。

康德确信，如此我们便能克服经常容易陷入的恐惧；规律是心灵健康的根源。

 7.

疑病症，一直困扰着康德；早年他有心悸的毛病，后来则忧虑他的肠胃。我们可以从哈曼在1783年4月写给赫尔德的信中得知：「康德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排泄物，常常在不当的地方反复检视，让人忍不住要发笑……」

早在1777年，康德便在给赫茨的信中提到了「无法减轻的负担」「囤积的排泄物」或者便秘的困扰，导致了胀气，因此不得不使用泻药，以致身体大受影响。

康德的困扰并不局限在身体的下半部；康德认为，便秘是他精神不集中，甚至时而神智恍惚的原因。这些困扰听来虽然可笑，却为他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这些也不完全属于精神层面上的现象；康德的消化系统的确有些问题，而当时的医学知识还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因此，以食物控制的办法来缓解病症，是彼时唯一可行之道。

其实，对身体的需要如此戒慎恐惧地响应，是情理之中的。

要知道，康德的三个朋友（哈曼五十八岁时死的，希佩尔享年五十五岁，与康德一样小心的克劳斯还活不到五十五岁）在晚年都为病痛所折磨，而他却没生过什么大病。在《纯粹理性批判》问世时，康德五十七岁，而且还有二十三年可以活。

可以说，康德的长寿应归功于让他悉心照顾身体的疑病症。

 8.

1783年12月30日，在成年的岁月中始终赁屋而居的康德，终于买了一幢自己的房子。

当一个房客，康德偶尔必须搬家，至于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理由，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这使他很没有安全感。正因此，在五十九岁的时候，康德终于决定要有所改变了。

再说，过不了不久他便是个老人了，他得为晚年未雨绸缪！

 9.

这本传记中，有趣的事情非常多，但有件事儿因为太有趣，我觉得有必要留待最后讲。那便是，康德观察了一个名叫敦克的中尉的手术过程，并利用这机会探寻是否能为一个天生失明的男孩动手术。兴许有人会说，康德此举是出于爱心。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

他可能更好奇的是，一个天生的盲人第一眼会看到什么，所谓「看」的意思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