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医院呼吸科，还有一位高年资医生是夫人的老师。医院里，医生分组，各自管理自己的床位，各组之间，大多不干扰对方的治疗。儿子所在床位并不是那位老师所管，作为同行，我们也明白不方便请她开出治疗方案。
连续三天持续不退的高热，多种药物下去不见好转。时令已是冬天，沾了冷水的湿毛巾，只消一会，便在儿子的额头上烧成了热毛巾。我的母亲，孩子的奶奶，趁着上课的间隙也赶来一同照顾她的孙子。母亲和夫人，轮流抱着孩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奔向卫生间，一次次地再把热毛巾沾满冷水，重新敷到孩子头上。儿子在大人的怀中，时而哭闹，时而昏睡。小脸，一直是红的烫手。
“孩子会不会出问题？”没有办法，我们跨组，拉住了那位熟识的老师。老师已经知道孩子入院，只是不太方便对治疗发表意见，往常多是热情招呼。听到我们求助，她抱着孩子，宽慰我们：“这样的病情在这里不算重，你们放心，一定会好的。”
我也是医生，我也会宽慰病人，我也知道，有时那仅是宽慰。但此时，我更是病人家属，对于医生的安慰，如同甘露一般，心底有了支持。
孩子持续高热加上皮疹起伏，治疗无效，所在的治疗小组开了个会诊会，考虑到我是家属，同时是一个大系统的医生，管床主任邀我一同参会。
主任是个发际已白的老太太，也是本地心血管方面的知名专家。由于医生体系的严格，在场所有的年轻医生都噤若寒蝉，全场无音。
老主任用渊博的知识进行病情分析，从常规细菌感染到免疫性缺陷，从肺部疾病到心脏发育异常的。我与其他医生一样，静静地听着，不同于在场医生的是，我是当事人，孩子的父亲，有比其他人更加焦虑的心情，也同时用我所知道的所有医学知识迅速判断主任评判的正确与否。
当主任反复说到可能心脏问题时，我终于忍不住插嘴：“可否请其他科室会诊，尤其是皮肤科？”
那时，我刚三十，刚升主治，仍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医生。
主任不置可否，在增加心肺检查的同时，拿出了治疗方案。方案是，更换抗菌素，同时上大剂量激素以压制可能的免疫反应及持续的高温。
我可以阻止年轻医生的治疗方案，却无力阻止专家的判读。一种副作用极大的抗菌素，氯霉素，以及大剂量激素的医嘱下了下来。唯一我没去执行的是，过度的放射学检查。我是放射科医生，深知大剂量射线对于人体，尤其婴儿的损害。
带着大剂量激素的盐水缓缓滴入了孩子额头细小的静脉。激素退热的作用非常明显，很快，儿子的体温降了下来。
然而，不过几个小时后，高热再次侵来。次日，原先本不多的皮疹，突然在儿子的胸口，额头，背部，然后全身，大范围爆发了了出来。疹子的密度，已到达无法计数的程度。又是一天，除了手心脚心生殖器，全身已经找不出完整健康的皮肤。
高热和皮疹的疼痛下，儿子再也没有可以稍微舒缓的时间，整天整夜，二十四小时，被疾病折磨的无法入睡，大声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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