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都不缺乏阿谀奉承的人，同样也不缺乏批评家，在这些批评家中的一些却能够将这种不招人喜爱的事业做到伟大，如一代与李世民的相爱相杀，正是因为他们的相爱相杀成就了“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这里只是简单举例了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当然了此类故事在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比比皆是，而大多流传下来的确实开国的帝王之家，平民百姓之间却鲜有记录，因此不再赘述。
然而，无论是那个千古流传的批评家都是抱有私心的，一旦某些事反过来破坏他所得的利益，这些批评家们就舔着脸来用曾经批评过他人的话来批评自己，这难道不是活的很昏聩吗？我们可以将人心比喻成一面积满污垢的镜子，镜子上的污垢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及资产，即人心的染垢程度，这代表着人类保留的最后一丝“怜悯”之心。于是人们就永远深陷在这个所谓的“怜悯”之心中无法自拔，就算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候被雷霆般的手段将其拔除，这给“怜悯”之心却不曾记住处于绝望痛苦过程中的牺牲，从而想尽一切办法地陷入另一个将要面临的绝望痛苦的牺牲中去，促使人的精神高度紧绷且涣散，加速了身体组织的损伤和死亡的进程！
死亡是人类最惧怕的事物之一，也许只有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情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可是无论你害怕与不害怕，死亡都将是一个生命体的终点，就算是极其善于养生的彭祖真的活了800岁，他的最终结果仍然是走向死亡的，即没有小说和影视中的长生者。因此，我们又何必执着于生命的长久而内耗或外耗自己的“精”、“气”、“神”呢？《庄子·外篇·达生》说：“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但是庄子他老人家真的做到了“弃事”和“遗生”吗？在我看来，他还真的做到了——即使庄子经常批评自己的好朋友惠子，可是他却从来没有以某私的心性去批评过惠子，而像静到极致的水一般映照惠子的形象！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本心上了。
庄子可谓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可他却未曾批评过一个人，他只不过是不做精神的内耗和外耗，可以说是活的高明。可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却不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如果一位地去效法庄子的做法，肯定是违背了他的本心的，这就是精神（或思想）的个体话，即人要走自己的道，而这个道却不与大道相冲突，甚至他们是相通的，这就“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即使他分分秒秒都在批评别人也不足以为批评，他分分秒秒都在赞扬别人也不足为阿谀奉承，只是批评和赞扬这些事对他们而言已经不足以为道了，就像人们不会赞扬和批评蜂王和蚁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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