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胡适对胡颂平说：“将支票1000元送给董作宾先生。我希望他不要去南洋，他身体还没有复原，远行是以生命为儿戏啊！”胡适计划每月送去1000元。（朱洪《胡适大传》1229页）董作宾1959年5月中风，治疗后行动和语言迟钝，但仍坚持工作。1960年，董作宾还是去了马来西亚大学担任校外考试委员。
1961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敖非常穷困，把裤子都送进当铺。胡适听说后，写信给他并附1000元支票。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访谈中说：“那时候1000元相当于现在4万块钱的新台币，就是相当于1万块钱的人民币。他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我把他的支票兑现以前，还特别照张照片。”
1959年，在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关心民主政治的卖烧饼小贩袁瓞成为朋友，数次通信和在家中接待他。得知袁瓞患鼻癌，胡适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责。”1961年，在胡适的葬礼上，人们看到一位衣着普通、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人群中，与满堂文人和官僚气质不同，他就是袁瓞。相比于许多自称与胡适有交情的江湖显贵，这个卖烧饼的小贩更有资格说：我来看望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7月下，作者：胡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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