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是明代于谦的诗《观书》,它也道出了我阅读时的体验,所以我才不厌其烦的在此引用它。
前些天,有位陕西铜川书友来访,闲聊间还忆起我们小时候,是在文革结束前后吧——那时侯课本之外的读物是极难得的,也就给手抄本的流行留下极大的空间。什么《少女之心》、《十二张美人皮》之类,在我们山村学校只是听到过名字,并没有机会真的读到。朋友提到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当年我也看到过,是在外地上高中的姐姐拿回家里的。印象中姐姐还有本武汉大学出的《唐诗三百首》,我就用父亲抽过烟的烟盒纸装订成小本子,把那些唐诗抄来逐一背诵——原本我是打算全背完来着,缘自当时的那句流行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溜。”心想若是把它背下来,那我的作文岂不是会很厉害?事实上这个工程还是过于浩繁,最终没能坚持到底,不过也算是开卷有益了。
我父亲在解放前上过四年私塾,算是乡下的文化人。后来他一直当村干部,就有机会到城里开会,会后他偶尔到新华书店给我买书回来,这个条件是同龄的孩子们都不具备的——他们能看到的无非是学校里老师油印的作文选之类,而我却有机会读到大部头的小说,这一点还真得感谢父亲,他不光有条件,难得的是还有给孩子买书的意识。记得有本叫做《雨过天晴》的厚厚的长篇小说,解放战争题材的,现在想来好枯燥啊,当时却津津有味地读了挺长时间。还有一本比较著名,叫做《锁不住的春光》,其中的男主角赵正义简直就是那些年我心目中的偶像。
初中毕业后,十四岁的我第一次远行,到几百公里外的古都开封上中等师范,跟乡村比起来,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学校在城边上,每到周日可以有一次机会进城。有很长时间,我只敢沿着西门大街走到新街口,出现岔路就得折返,总害怕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巧的是,在新街口附近就有家新华书店,这样看书买书就比较方便。那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国外的文学名著及其它人文社科类著作正被大量引进,思想学术界空前繁荣,在广大民众中也掀起读书和写作的热潮。其时有全国性的小说和诗歌评奖,无论是谁只要有篇作品获奖,就马上一鸣惊人,几近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跟传播渠道单一有关,也能反应出当时全社会对知识和文化的如饥似渴。拿如今的眼光看,那是多么神奇的年代啊。
我少年时期的阅读,受老一代作家王西彦有本书的影响很深,那是本小册子,叫做《书和生活》,其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它的风格很合我的口味儿。因为那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我干脆用笔记本把它全部抄了下来,然后拿它做索引,去找寻其中涉及的作品来读……就这样,不觉中我把自己变成了个“文学青年”,其痴狂已到了放弃其它功课潜心写作并梦想成为作家的程度。遗憾的是,那年月把文章变成铅字太难了,很多人经历反复碰壁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也未能例外,中师毕业时我决定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立志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这应该是受到当时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洗礼的结果吧。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直看到我落泪,以致于神经兮兮地给梁大作家写信,表达自己献身北大荒的豪情,没想到他还真回信了,说已转告黑龙江团省委,他们会做出安排。很快接到黑龙江团省委通知,告诉我可以到黑河市或漠河县做教员工作。当然,各种原因我后来并未真去,对那里也就没什么概念。直到多年后,我心血来潮打开地图一查,黑河市和漠河县几乎就在祖国最北端的边境线上,应该是货真价实“最艰苦的地方”,想来当初该为党国效力时,我却选择了退却,真是惭愧呀。
开封这地方,人称七朝古都,历史上叫过好几个名字:汴京、汴梁、东京等——所以本地的文学杂志就叫《东京文学》,当年围绕着《东京文学》,有一群地方上的名作家,他们搞了个“东京文学讲习班”,除了那些人自己开讲之外,也会伺机请外地作家过来,譬如我就在那里听到过陈建功、郑万隆和马瑞芳等人的讲座,与国内名家近距离接触,那时很难得也很激动,就好像能沾上什么仙气儿似的。另外到了节假日,我会约一两个同好,登门拜访当地名家,也有部队上的。那时的名人都很热心,充满理想色彩。拿现在的眼光看,大家无非是在空谈,可又都津津有味,没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若说到我自己,虽然也在频频关注并参与这类活动,但我真正醉心的还是外国文学的阅读——若说在精神上对我影响最大,其实是两本小书:一本是奥地利人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另一本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连续好几年,这两本书都在陪伴我,我甚至抄录并背诵了部分章节——前者的人道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思想令我心驰神往,而后者的独立反叛和发人深省又使我浸淫其中,不得自拨……前年有位女作者转发我的文章时曾在她的导语中问:“他的精神母粮是什么?”哈哈,她口中的“他”,当然指的是咱哥们儿了——其实答案可能就在于此吧。
却说常言有云: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少年时的梦想,往往很难照亮此后几十年人生的漫长旅程。成年之后,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家庭和社会责任都不容推辞。除短暂的教师生涯外,我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经商或做其它杂七杂八的事情……总之,都跟读书和写作关系不大。正所谓:“少年理诗不理钱,而今理钱不理诗。人生自古无长物,能有几分诗心痴。”其间虽说是书读得相对少些,但爱书的心结依然挥之不去,买书藏书的力道反而更大了,这些年先后购买各类图书大几千册。书籍这类东西,某种程度上买过即是拥有,拥有便是收获。无论如何,家中藏书多了,起码自家孩子会从中受益。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通常是喜欢念书的,也很能够把书念好。我儿少小努力,而今已学有所成——有人问及秘诀,我说并没有刻意引导,关键是家庭读书、藏书的氛围营造好了,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难差到哪里去。想来我们一家三代,父亲只是上过学,而我则是爱读书,到了儿子这一辈,就成了正经搞研究、做学问的人——说得牵强些,也算是诗书传家呀。反过来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除去诗书之外,又有别的什么可以传家呢?
从前在生意场上,就常有人说我经商是误打误撞,看上去并不像生意人,其实我自己始终也有种抗拒的心态。所以近五六年来,当其它事情不那么迫切之后,加之过去的生意也愈发难做了,不觉中我索性又回到了看书和写作的生活状态。而且,有了半生的生活磨砺,经历了许多的世事变迁,再去阅读的体验更加深刻了,表达起来也更加举重若轻和得心应手,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生活趣味。有次跟儿子谈起来,他说尽管你后来的大部分工作跟读书和写作无关,但少年时的阅读形成了你生命的底色,你的幸福和人生价值更多的与此相关。我想,他是对的;反过来对他和其他很多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写于 2021年3月22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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