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小长假，我还是和往常一样，不吃粽子（高血糖风险），不看风景（密集恐惧症），除了最后一天到单位值班外，其余时间都花在了看电影和看书上。
看的两部电影分别是英国的《盟军敢死队》和香港的《谈判专家》，它们的豆瓣评分虽然不是很高，但剧情跌宕起伏，敌对双方斗智斗勇的场面也比较精彩，并且结局都是“happy end”，没有给人特别压抑的感觉。
和电影相比，看的书《逃离奥斯维辛》就让人没有那么好受了。尽管以前看过不少和“奥斯维辛”有关的故事片、纪录片，知道它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工厂，但在阅读这本幸存者（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的回忆录时，我还是被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惊到了，估计连恐怖片都不敢那样拍，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像范围。
虽然作者的文笔理性克制，以阐述事实为主，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既不刻意煽情，也不借题发挥，但我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痛苦、愤怒和无奈。
作为技术精湛的法医，他“有幸”在火化场内部从事人体解剖和标本制作方面的“工作”，亲眼见证纳粹用“科学”、“高效”的方式来清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为了生存，他必须保持头脑冷静，尽量不在党卫军面前，暴露真实的情绪和想法。
他被迫每天和“意外死亡”的人打交道，不仅要解剖他们的遗体，还得按照党卫军医生的要求提供有“价值”的样本（有助于宣传和科研）。即便置身于如此残酷血腥的人间地狱，他仍然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从精神和物质上尽其所能地帮助其他难友，带给他们信心和力量。
作为纳粹罪行的见证者，他是难得的进了火化场还能活着出来的人。对集中营里的人来说，毒气室、火化场就是生命最后的终点站，不管是负责处理和搬运尸体的特遣队员，还是侥幸没被毒气熏死的囚犯，都会被纳粹毫不犹豫地扔进火炉里。
他每天都能看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除了集中营里那些滥杀无辜的党卫军官兵，连囚犯之间也会因为稀缺效应发生一些争抢食物、挤占铺位之类的冲突。
这也是集中营最摧残人性的地方，能把人进行反向改造，从文明人堕落回野蛮人。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饥饿和恐惧的状态时，言行举止就会越来越受本能控制，生存也会成为唯一重要的需求。
其实在集中营里最容易接受改造的人，恰恰是那些习惯于照常营生的人。他们在进集中营以前，就已经在隔离区被限制居住，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等着刽子手上门。到了集中营，他们也是按照党卫军的要求，自觉排好队，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说一针见血，“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在没有暴力反抗的情况下，一步一步逐渐恶化起来的。有可能，正是犹太人对日渐严厉的歧视和羞辱的逆来顺受，让党卫军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可以放心到让他们自行走向毒气室的程度”。
这本书也加深了我对“平庸之恶”的认识。我最早知道这个概念源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认为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极端恶行中，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发现。这种平庸之恶是一种不思考人性、不思考社会的状态，是一种肤浅的恶。
这种恶不仅体现在党卫军官兵身上——盲目服从权威，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毫无道德愧疚感；也体现在那些照常营生的普通人身上——丧失了思考能力，顺从“主流”规则，哪怕这种规则会剥夺自己和家人的正当权益、人身自由甚至宝贵的生命，并且他们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以制止，有的人甚至还自甘堕落，充当纳粹的帮凶。
好在集中营里除了作者，还有一群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人，那就是第12批特遣队员。他们是党卫军从囚犯中遴选出来的劳动力，主要在毒气室、火化场从事“善后工作”，对杀人程序了如指掌。
他们明知反抗党卫军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拼死一搏。虽然他们寡不敌众，被党卫军集体处决，但他们并非死得毫无意义，不仅杀死了70 名党卫军（包括一名军官和17名士官），还彻底摧毁了一个火化场，以及严重损坏了另一个火化场。他们用实际行动削弱了敌人的力量，用自己行将就木的肉身使灭绝行动变得不那么容易。
这本书还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的一生是跟所谓“死亡本能”的持久斗争，我们必须将这些毁灭性冲动控制在限度之内，免得它将我们带往毁灭。我们还要警惕这些毁灭倾向既存在于自身，又存在于整个社会。
毕竟当下的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未来某个时候，世界重新陷入混乱、动荡和匮乏状态，各种暴力现象层出不穷，我们能否继续保持善良和理智？能否重新审视、评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真心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本书——畅销七十年，豆瓣评分高达9.0分，它不仅告诉我们那段恐怖历史的真相，也给了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书中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千方百计委曲求全者，反有百死之虞；奋力一搏拼死求生者，反有长命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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