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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姐十岁那年，梅儿十一岁，紫霞十三岁。那时节，女孩子爬树丝毫不输给男孩子，她们三便是这些女孩中的翘楚，时常可以看到她们三个坐在我家门前的青槐树上谈笑风生。
有一天，紫霞突发奇想，建议梅儿和三姐和她一起去爬长在崖坡的那棵青槐。那棵青槐树，长得不算高，但树下是斜坡，要是掉下来，很有可能会顺着土坡滚下去。她和梅儿有点胆怯，但紫霞没有丝毫害怕，站在树干上朝她俩招手。她俩随后也上了树，站在同一根树干上。紫霞调皮，故意晃动树干，听着三姐和梅儿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不一会儿，三姐和梅儿就适应了这种晃动，她俩比紫霞晃得还带劲。紫霞身子重，明显已经有些害怕，但没有认怂。三人正晃到开心处，突然树干断了。三个人就像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沿着斜坡滚了下去。幸运的是，三人只是划伤了手和脸，就被崖坡的树给拦住了，身上全是土，头发沾满了落叶和草秆，狼狈极了……
母亲说到这里，梅儿的母亲似乎一下子明白过来，抹着眼泪说：“她们三个，这也太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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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出嫁的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家里的事，被学校和家之间的路途几乎割断了。家人们的消息，我都是从父母嘴里知道。可能是害怕我读书分心，父母对我的电话总是报喜不报忧。当然，我给他们说事情也遵循这样的原则。母亲害糖尿病的事情我还是从二姐嘴里得知的。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入伍去了新疆。在我们家，二姐是出了名的嘴紧，父母关照过她，不让告诉我。我觉得她可能是有意为之。
那一年也是机缘巧合，单位外派我到我们那的省城学习。我借工作之便，回了一趟家。母亲比以前更瘦了，脸色黑黄。我心里明白那是糖尿病的显著表征，我心里犹豫再三，还是问了母亲。她好像说别人的事情一般，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就岔开了话题，主动说起了三个姐姐们的家事。这些事情我在电话里已经在电话里听她说了很多了遍了，我微笑着听她唠叨着。她说，现在二姐和三姐过得不错，唯有大姐过得不太顺心。我细问根由，她说大姐的公婆重男轻女，大姐连生了三个女儿，而且把襁褓中二女儿送了人。不光如此，大姐夫还是个妈宝男，挣的钱虽然不多，还要悉数交给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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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了大姐家。大姐的日子过得很恓惶，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嘴里抱怨不断，脸上布满的妊娠斑完全盖住了她年轻时的神采。我很难把眼前这个妇人和明眸善睐的大姐联系起来。她给我做了手擀面，我端在手里，难以下咽。大姐有点发窘，问我是不是不好吃。我笑着摇摇头，说很好吃，只是有点烫。
下午，我去了二姐家。二姐的日子，和母亲说得一样，过得很顺心。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乖巧懂事，学习又好，他们正在筹备买学校修建的集资房。二姐给我说三姐过得也不太顺心，让我有时间打电话问候一下，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和大姐。她还说父亲修建新房子还欠着村上人的帐。要是我手头宽裕，给父亲拿些钱，让让还还帐。说到母亲的病，她说母亲不光有糖尿病，还有胆结石。县城医院的医生建议，得先注射胰岛素把血糖控制好，才能考虑做手术，不能再拖延下去。关于注射胰岛素的事情，她和二姐夫多次劝母亲，但是母亲执意不从，让我这次回来好好劝劝她，不要把病给耽误得更严重了。
出了二姐家的门，我把工资卡的钱全部取了出来，回家交给了父亲，让他把村上人的欠账清一清，尽快给母亲安排手术。父亲不愿意接我的钱，他说他会想办法把村上人的欠账还上，母亲的手术他已经让自己在县城工作的表哥联系好了医生，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说服母亲同意住院。
劝说母亲过程极其不易，我们姐弟四人“连环轰炸”，她最终还是让了步。做手术之前，只有大姐和二姐她俩陪在病床前，三姐回不来，而我已经回到了新疆。令人高兴的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随着母亲的逐渐康复，她的血糖越来越稳定，但是注射胰岛素成了她每天的生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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