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灵飞经》

袁文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合肥教育学院历史专业全脱产进修。这是一所刚建立的学校，校舍在宁国路合肥市十八中东南角，条件简陋，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像样的体育活动场地。课余时间除了到对面的包公祠散散步就别无选择了。记不清是什么样的机缘，就在这需要填充课余时间的时候，我邂逅《灵飞经》小楷字贴。

《灵飞经》是道教经名，又名《六甲灵飞经》，现道教流传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一卷，主要内容是阐述存思之法。《汉武内传》标明这一经卷主要用于请命延算、长生久视、驱策众灵、役使鬼神。初唐时候道教十分盛行，皇家以道教为国教，为传播道教思想，组织许多善书者抄写经典以广布天下。留传后世的《灵飞经》小楷字帖便是唐开元年间的精写本，虽未标明抄写者为何人，元代袁榷和明代董其昌根据用笔和书风判定为中唐书法大家钟绍京所写。钟绍京，今江西赣州人，字可大，是三国著名书法家钟繇的第十七世孙。幼时家贫，出生微贱，因为写了一手好字进入京都长安入职，后因武则天十分赏识其书法而平步青云，至“直凤阁”，成为宫庭里的大手笔。那时宫殿、明堂的题署、九鼎铭及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的碑阴均为钟绍京所写。钟绍京书法远追王献之，承智永一脉，又摹习虞世南、薛稷、徐浩之字，自成一家，后世认为笔势圆劲，点画精研。可能是书法的名头远远大于道教经卷，后人只要提及《灵飞经》便只知小楷字帖，很少再有人谈及道教经卷了。

我临习小楷《灵飞经》之时，对书法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当时只识其俊美而灵动，遒劲而飘逸，聚气而洒脱，修长而端庄。在此之前我临过一段隶书《曹全碑》，在转临《灵飞经》时，上手比较快，一段时间后所临墨迹虽然稚嫩，还算是有形有神，也能透出一股俊秀之气。周边的同学和老师都投以钦羡的目光。现合肥十七中专职书法老师张民主先生当时与我同桌，他原本没有书法经历，在我的影响下，他开始握笔临帖，好像也是从《灵飞经》开始，后拜当时省书协副主席张翰为师，进而走上终生以书法为业的道路。从合肥教育学院毕业以后，我回到农村中学继续教书，因板书的需要，还时而摹写《灵飞经》，在黑板上以白粉笔写出形似《灵飞经》的字，自然受到学生的热捧，只是后因教学任务繁重，再后来转岗行政工作，便渐渐疏远了《灵飞经》。

时隔20多年后，2010年市工会系统举办书画展，市书协副主席程学圣来我办公室，见我有墨案，并在书写，便鼓励我写幅作品参展。我写的一幅四尺三开的小楷唐诗展出后，市书协副主席朱和平老师，认为我的笔法里有《灵飞经》的影子，大加赞赏，同时鼓励我再临《灵飞经》，并亲自打印了一份43行墨迹本《灵飞经》字帖送给我，这样我与《灵飞经》又续前缘了。

《灵飞经》是否为钟绍京所写况且不论，这一点启功先生便存疑。但是作为小楷《灵飞经》，不论是《渤海藏真》本，还是《滋蕙堂》本，在唐代流传下来众多写经体中最为翘楚，即便是敦煌一大批优秀经文，胜出《灵飞经》者也不是很多。《灵飞经》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元代赵孟頫，终生临写《灵飞经》；明清两代科举取士无人不在试卷上以《灵飞经》体展现自己的文采；近代书家启功先生的书法也是受益于《灵飞经》。启功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对《灵飞经》出处、流转、刻本真伪以及不同版本的比较发表了真知灼见，尤其是对翁万戈先生把陈氏抽留的四十三行交给《艺苑掇英》发表大加赞赏，认为“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启功先生便由此感慨碑帖之不同，认为一切石刻都与原写墨迹有别，谆谆告诫书家“临习一切石刻时，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的，不致再把死板的刀痕，看成毛锥所写的完全效果”。清包世臣和杨守敬两位，在没有见到“四十三行”时便分别称：《灵飞经》如“新莺歌白啭之声”，“最为精劲，为世所重”。现代众多书家认为，《灵飞经》有行无列，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变化自然，顾盼照应，浑然一体，虽为楷书却笔法变化多端，既有行书流畅之气韵，又有篆隶朴茂之端庄，疏朗中显得精巧，整饬中显得灵动，真可谓天下第一小楷。

因为邂逅而一见钟情；因为又续前缘而不再撒手。《灵飞经》小楷字帖从此便是我案头的不走之客。每有闲暇，我整理案头，泡一壶清茶，选一支纯狼小楷，摊开《灵飞经》墨迹本，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絮絮叨叨、反反复复的心与手的沟通、古与今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