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38天《乘马第五》篇第5段

《管子》学习第38天《乘马第五》篇第5段

原文阅读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右“务市事”。

字词注释

[1]准：古代商品交换的固定用语，给货物定价，叫作准。一个地方的货物流通到另一地方，从而互通有无，填补物产的地域性差别，也叫准，因此准就是商品在流通、交换中确定其价格的意思。

[2]“是故百货贱”四句：意谓：货物贱则利润少，不能作超额剥削；剥削少则市场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百货，各种商品。百利不得，指得不到各种超额利润。即经商者得不到利益。百利，指商人获得的暴利。百事，各种生产活动。

[3]百用：各种用度、费用。节：调节平衡，使之适度。即恰到好处。指适度消费的意思。是《乘马》的重要概念。

[4]虑：考虑，谋划。

[5]务：努力，尽力。又作从事解。

[6]傲：轻慢，懈怠。

[7]为：变为，成为。一作生产。

[8]务市事：本节阐述“市者，货之准”，当以此为题。

【译文】

          市场是货物价值得到体现的地方。所以，各种货品物资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超常的高利；各种商业无法从中牟取高利，各项生产事业就都能够得到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得到平稳发展，各项物资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百业并兴，各种社会需求也就可以调节了。这就是说，任何事业总是产生于谋划和周密考虑，成功于尽心竭力的努力，失败于轻忽怠慢和骄傲。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慢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了解社会的治乱兴亡，可以通晓社会物资和财富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或改变物资和财富的多寡而已，这些事掌握和办理起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上是“务市事”。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一书对市场作用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是罕见的。它认为货物价格应由市场自由买卖决定。“市者，货之准也。”准，即准绳。货之准，即货物的交易价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场是给货物定价的，物价由市场决定。

      而且，“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国家可以从市场获取国家治乱的信息。统治者可以用商贸为手段来治理国家、调控经济与社会。

        我们知道，在历史实践中，管仲自己用商贸手段让齐国中兴，而不是用武力就使齐国称霸于诸侯。当然，管子一派能够有以商贸建立统一国家的设想，有齐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百姓多文采、布帛、鱼盐”，也有齐国自身的经验，即开国君主姜太公善用鱼盐等天然资源追求富强，并进而在与东夷人的战争中不断扩大国土。

        《管子》以商贸建构帝国的设想，与以商鞅为代表的学者用农战来构建帝国的设想相当不同。由于在真实的帝国史上，秦统一了天下，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商鞅主张的重农抑商政策。但是，《管子》一书对财富的追求与对商贸手段的推崇，常让后世学者感到惊异，甚至有人称之为奇迹：“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居然就有论述市场功能、货币供应、价格机制这些现代市场经济问题的著作，确实是个奇迹”。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的关联

        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用市场“无形的手”来配置调节社会资源。“无形的手”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提到的，亚当·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当我们打开《国富论》时，会发现其中有30多处提到了中国。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和中国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亚当·斯密是英国人，1723年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他受聘成为青年公爵巴克勒游历欧洲（主要是法国）的私人教师，为此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在法国，亚当·斯密交往最密切、受到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时任法国财政大臣、重农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尔哥。

        在亚当·斯密到欧洲的前一年，杜尔哥向法国政府申请了经费，挽留两位在法国学习期满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高类思、杨德望，因为杜尔哥和许多法国学者有很多问题，希望通过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古圣先贤那里寻找答案。杜尔哥为此写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问题集》。他还给每个问题写了详细说明，帮助两位中国留学生理解，也即后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

        两位中国留学生留在杜尔哥身边的时间，与亚当·斯密在法国与杜尔哥交往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亚当·斯密开始动笔写《国富论》。当《国富论》出版时，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杜尔哥的影响，杜邦·德·内穆尔甚至宣称：“《国富论》中正确的内容是从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那里‘剽窃’的。”

          两位中国留学生向杜尔哥、亚当·斯密等欧洲学者介绍中国圣贤的经济学说，离不开像《老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管子》这些与经济有关的典籍。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商业文明立传的人，“货殖”即“滋生资货财利”，意思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获利生财。

      《货殖列传》中说：“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不需要政府发号施令，人民自然就会去经营，把货物从价格便宜的地方卖到贵的地方去。这不是很符合道法自然的事情吗？

      《管子》里讲：“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就是今天的供求关系理论，东西多了价格就贱，少了就贵；物价高了，增加供给价格就会降下来；物价低了，回笼流通量，价格就升上去。为何要如此？物价太高伤害消费者利益，物价太低则伤害生产者利益，因此管仲要用市场手段平抑物价。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发展到先秦阶段，已经对经济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认知和运用。进入工业社会乃至于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国家组织形势、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断在发展，《管子》中提出的这些规律依然有其可贵的价值。

参考资料

《市场之“道”》，苑天舒，《环球人物（2022年第10期）》，环球人物杂志社，2022年5月

《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刘守刚 编著；林矗 编著；宋浩天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