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其实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分水岭。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货币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政府对本国货币的数量和价格缺乏最基本的管理，国际上对白银供需情况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扰乱中国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在正常情况下，一年中每到农产品的收获季节，城市的白银会流向农村，用来大量购买农产品；而其他时间，农民需要用白银来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白银又会逐渐地回到城市。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暴跌，再加上国外低价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白银不再从城市返回到农村。相反，白银越来越多地向上海等中心城市汇集。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崩溃。农民很难再贷到款，当铺拒不接受衣物、农具等物品做抵押，甚至以土地做抵押都不行，因为农村土地价格也在急剧下跌，有的地区跌去了50%以上。当时，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他说：“那儿有些地区，农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一直站在齐颈深的水里，甚至一个小小的涟漪都足以将其淹没。”
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国的白银外流陡然加速。1934年6月，在美国白银生产集团的游说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要求持续增加白银储备，直到白银储备价值达到黄金储备价值的1/3为止。《白银收购法案》急剧推高了国际白银的价格。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放任自流的货币政策暴露出了严重缺陷，无法控制白银的大量外流。在《白银收购法案》颁布当月，中国一个月的白银出口就接近之前一年的白银出口总量。据估计，1934~1935年这两年，中国白银净流出4.3亿盎司。
急剧的白银外流让上海金融系统出现“钱荒”，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市场崩溃。银行纷纷紧缩银根以求自保，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的萧条。1935年3月，上海总商会代表20个行业分会，请求国民政府拯救上海金融市场。他们报告说，已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已达到50万。
到这里，始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经过多米诺骨牌的层层传递，最终引爆了1935年的上海金融崩溃。
国民政府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中央银行”，但这个“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的央行，它没有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力，其他银行也不必向它存缴法定准备金。当时共有28家商业银行和省级银行可以发行钞票，各式各样的钞票在市场上相互竞争。那怎么保证这些发行机构不会滥发钞票呢？答案是，这些钞票都实行银本位制，都承诺公众可以随时把钞票换成白银，如果谁做不到，那么公众就拒不接受这种钞票。所以，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银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稳定器的作用。
确定了锚定汇率、自由兑换和财政平衡这三个问题，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币制改革。公告规定，自11月4日起，以统一的法币取代所有流通中的白银、银币和纸钞，并且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政府银行有发行法币的资格。其他所有机构及个人持有的白银、银币和银本位钞票，必须限期到银行兑换成法币，民间不得私藏白银。公告特别规定，可以用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法币的可自由兑换。政府还反复强调，法币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梳理一下1935年法币改革的全过程。
在法币改革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白银、银币和各种银本位钞票在市面上同时流通。大萧条之前的30多年里，由于国际银价缓慢下跌，给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汇率条件，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让西方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导致国际银价大涨。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农村凋敝、工业萧条、上海金融市场崩溃。
为了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5年11月废除银本位制，推行法币改革。国民政府设法保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性和可自由兑换，但代价是牺牲了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中国经济只能从大萧条中缓慢复苏。
客观来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是基本成功的。中国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主权信用货币的平稳过渡，成功解决了通货紧缩问题，没有引起公众恐慌和经济混乱，是重要的经济成就。
但是，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难以继续维持汇率的稳定和严格的财政纪律，货币发行开始失控，最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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