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吴晓波老师的著作,就喜欢上了其务实的写作风格和恢宏、跌宕人心的写作手法,在其洋洋洒洒的字里行间犹沐春风之感。
《激荡三十年-上》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5年曲折进程。如同作者书名所述,1978-1992年的中国是激荡人心、扣人心弦的15年,人们对改革的期待是如此的热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如此的期盼。作者以非常客观的态度、用非常优美丰富的词语,以及非常激昂的语言描述中国改革的这前15年的进程,尽管曲折,却是总体不断向前推进的,它体现了中国人们的智慧。它是中国崛起,逐步的回到世界的舞台甚至是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央,尽管改革开放的这些政治商业裹挟着错误、狡黠、血腥的前进,然而也体现了整个市场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邓公作为这个时代伟人所代表的智慧、果敢,敢为天下先的伟大精神。
虽然本书不是史书,但是也算得上是中国的改革后的经济、企业发展简史。本事按照改革进展一共分为两部分,在此来我们一同看看这两部分中15年的发展大纪事。
第一部 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年 中国,回来了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
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这一年,全国性的高考正式举办。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邓公初访日本,并会见了松下幸之助。
✨国庆典礼上,李嘉诚与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
✨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
✨✨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关,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
✨3月,皮尔·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中国政府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
✨中国中央电视台则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
✨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
✨5月1日,北京烤鸭店的和平门分店开张了,它的建筑面积有1.5万平方米,餐厅使用面积近4000平方米,内设各种规格宴会厅40余间,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同时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鸭店,这个店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
这一年的世界政治环境: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死;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被推翻并流亡国外。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难。8月,霍梅尼统治伊朗,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机[插图]。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和散布谣言罪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波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国宣布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这些事件让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充满了神经质般的紧张。
跟这些动荡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其倔强的国民性和现实的公司成长战略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
✨6月29日,松下幸之助[插图]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又多次请教加强企业管理和电子工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以首钢等八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
✨对瓜子个体户年广久的争论;
✨✨在高层被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他是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据说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毕现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开始。
✨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了。
✨2月23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65岁的胡耀邦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一批较年轻的干部被推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踌躇满志的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在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今后的工作要着重研究体制改革。
✨深圳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它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开放与变革已经渐渐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它的衍变路径将十分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却似乎已不可逆转
但是1980年的中国离世界还是有点遥远。
✨✨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陈春先,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关村。(三年后,在没有国家任何投资的前提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达到5180家。) 日后,中关村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研产品集散地,陈春先无疑是第一个先驱。
❤1981 笼子与鸟
✨改革的局势会年初就急转直下。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
✨这一年,有人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几乎所有在1980年前后创办的企业在1981年度的经济指标都是下滑或停滞的。
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的变化,更涉及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从年份上来说,1981年对中国来说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不像两年前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打开国门,就是一片坦途。被寄予厚望的国有企业改革首战即遇胶着,中央财政吃紧,思想再度混乱,而老天似乎也不肯照顾,从年初开始中原地带就爆发旱涝,7月四川发大水,数千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
✨1981年中国的紧张脉搏,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个刚刚苏醒的东方巨人,猜测它会不会在稍遇挫折后便又昏睡过去。
✨这一年的世界企业纪事:
通用电气公司新上任的CEO杰克·韦尔奇前去洛杉矶边上的一个小城市拜访当世最知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求教应该如何整合上千家下属公司,德鲁克教了他一个小招式:“你手下的公司有没有价值,你只要看有没有人愿意花钱来买它就是。”回去后,韦尔奇就提出了“第一第二”战略:通用旗下各公司如果不能成为行业第一或第二,就将被清除出局。
在新技术层面上,8月13日,IBM公司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台PC5150电脑,并创建了行业标准,这一天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个人电脑时代,IBM将统治这个市场直到1994年。
这一年不得不提的两个地方改革人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一些地方大员领风气之先,锐意改革无畏进取。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有安徽万里,当时有“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歌谣。而在对外开放上,则有广东任仲夷和福建项南。
任仲夷、项南均是在花甲之后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们的前后任期均不过五年,却在粤闽两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记。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1982年经济高调的、大规模的整肃运动。最具代表的是“八大王事件”,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生在武汉的案件则展现出另一个领域里的争抢,那就是民营力量已经把手伸向国营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开始与国营企业争抢技术和人才,这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入狱的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罪”。
“八大王事件”和“韩庆生事件”均在当年轰动一时,以后来者的角度来解读:国家是在动用政府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这样的制度性遏制将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持续发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行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变革的逻辑使然。
✨在1981年,当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股经济力量的时候,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
经济整肃让民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地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值得庆幸的是,广东在任仲夷的带领下顶住了层层压力坚守着改革的思路。10月,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让手下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很快它成为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经典。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员的开明,使得香港商人成为第一批投资大陆的外来资本群体。
✨紧缩的空气让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也同样感受到了压力。
在其他方面,尽管紧缩的空气让人担忧,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来到中国。吸引它们的原因几乎都是相同的:便宜的劳动力、广袤的消费市场。
✨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与1979年底的10万户相比,整整增长了10倍。春天真的已经到了,尽管没有歌曲里唱的那么浪漫。
❤1983 步鑫生年
✨1月3日,全中国的第一家超级市场在北京市海淀区开业,它只有200平方米那么大。
✨1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了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很多是体制外的小人物,十多年后,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不过在那一年,他们还在贫贱中胆怯地摸索。
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倒爷”之风燃起。这些被称为“倒爷”的人,有的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则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他们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外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物流网络,从中牟取差价利益。在今后的几年内,“倒爷”之风将愈演愈烈,绵延长达十余年,他们利用关系滋生腐败、倒卖批文、一夜暴富及对流通秩序的肆意破坏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形象,以至于到了人人切齿、个个喊打的地步。然而在客观上,这些“倒爷”如蚂蚁啃堤,最终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摧毁得遍体鳞伤,从而以一种十分灰色而非法的方式协助重建了中国的市场流通和资源配置。他们是经济转轨期里必然出现的经济寄生物。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后者则有一个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模型初具。
✨跟义乌相比,温州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温州可被视为“圣地”。这里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这里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每一次观念交锋之际,这里都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 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此论可谓点中要害。由此可佐证当时温州商人的处境之凶险,改革先行者的狡黠与酸楚大抵都在这里了。
✨6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同意把执行多年的利润上缴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纳税制。
“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从日后的执行情况看,“利改税”在客观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部分地缓解了企业与主管部门的紧张关系,不过,潜藏的问题仍然很多,包括税种过于单一,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仍然比较复杂,且具有任意性等等。
✨这一年,“步鑫生热”平地而起。“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中央的政策也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悄然变成了“改革、开拓、创新”的新提法。
1983年,如果我们把此时的中国放到全球的背景下来观察,将会发现,尽管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第六个年头,但是我们离世界的中心舞台还是那么的遥远。唯一一个在全球商业界让人侧目的中国人,是一个名叫王安的华裔企业家。
1983年便是这样的一个年份:计划经济的闸门已经被撬开,民间的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正四处漫游,致富的渴望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第二部 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
✨在美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年份是1886年(比中国早了近一个世纪)。这一年美国诞生的伟大公司有:雅芳、可口可乐、柯达、大宗零售业霸主、花旗集团、强生,还有德国的奔驰。
✨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包含了:万科、海尔、联想、李经纬缔造的健力宝、TCL、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容声冰箱…在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在今后将相继散发出它们的光芒,不过在那时,它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都没有太多资源,创业者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和角落,它们所从事的产业大多与人们的日常需求相关,这也是企业能够迅速成长的前提。跟那些拥有大量设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老牌国营企业相比,它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的行动让举国上下感觉到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决心,很快,在各个领域,突破性事件频频发生,停滞了两年多的变革列车再次快速启动。
❤1985 无度的狂欢
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全中国嗅觉敏感的商人都夹着钱包往那里赶,一场百年一遇的金钱狂欢正在那里上演,大戏将持续半年,最终以悲剧落幕。
海南岛那时还隶属于广东省,1984年1月,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央即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
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是海南汽车走私和晋江假药案, 这两大案件让1985年的中国充满了诡异的气息。一方面,经济开放和企业改革日渐成为全民的共识,新的变革正在各个领域得到鼓励和尝试,珠三角、苏南和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加快投资、加快发展再度成为国家的主题,宏观经济在沉寂数年后再度出现趋热的迹象。另一方面,全民性的物质欲望被猛然地激发出来,摆脱贫困成为至高无上的公共理想,在这个目标之下,对制度和道德的漠视受到默许,这同时也给那些保守的势力提供了攻击的机会。
✨这一年对于绝大多数的国营企业厂长来说,如何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就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同时,到气派而又高薪的外国公司谋职以及出国留学正成为最时髦的选择。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月,中国最知名的社会学家、76岁的费孝通悄悄来到了偏远的温州。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在10月份的《望》杂志刊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位老人后来又三赴温州,每次都写下长文。
✨乡镇企业最让人惊奇的地方是,它们是怎么从几乎空白的状态中突然发展起来的。
✨✨在1986年的第一期《时代周刊》上,邓小平再次成为封面人物,他继1978年之后第二次被评为“年度人物”。
✨1986年,可以被纪念的事情很多,美国自由女神像建成100周年,德国人发明汽车100周年,全世界各地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
传奇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发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他预言:经济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给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指出,第一,知识和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者,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一个主要优势—劳动力丰富和价格便宜将会逐步丧失;第二,工业生产从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转向一开始就是知识密集型,譬如在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制造中,劳动力的成本分别只占到12%和少于10%;第三,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取代以物质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要求一国的国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后将风云一时的人物也在这一年开始了他们的商业生涯。
❤1987 企业家年代
✨这一年最让人难忘的企业家还是那个因东方魔水而一夜成名的李经纬。健力宝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一群极富野心的创业家纷涌进入了饮料食品领域,包括了后来的太阳神、哇哈哈等。
广东省这时候已经展现出它在对外开放中的领跑者风采,大量外资企业和新型民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9月,10年前参加过全国科学大会的那个任正非此时正在深圳,他创办了一家叫作华为的“民间科技公司”。
很多时候,“准确的预见”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莫名的天赋。就好像王石在土地拍卖中窥见了房地产业的曙光,在北京,柳传志在喧嚣中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方向。
✨一些跨过公司逐步进去中国。
1987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插图]一书。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他第一次将创新(innovation)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导入企业经营运作的可行性方案。同时,德鲁克极具远见地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在不远的未来,日本、欧洲,包括所有正在进行经济革新的现代国家都将无一例外地随踪而至。
✨在中国,这年第一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
✨✨经过将近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逐渐放大,从民间崛起的力量开始展现他们的能力,这也为现代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最好的土壤。
❤1988 资本的苏醒
✨1988年12月6日,24岁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王文京和他的伙伴苏启强一起来到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他们今天是来领公司执照的。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些先觉者最终因为超前的远见得到了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在事实上,它只体现在若干个先觉的企业家身上,不过,其本质上的意义却是十分的鲜明。
在1988年前后的中国企业界,王文京、柳传志和鲁冠球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绝大多数的厂长经理们仍然在承包制的大圈圈里绕来绕去。
✨在农村一包就灵的承包制,一旦运用到企业上,其先天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最后,承包制无法解决经营者与政府的矛盾关系,作为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政府对之的直接指挥仍然非常严重,经营者的权利随时可能被轻易地剥夺。
✨国企前行的艰难险阻:
承包制所能激发的创造力在企业崛起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当邓韶深想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继续有所动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方式—跳过现有的产权所有人,以改革试点为名,谋求更高行政部门的支持,他刚刚迈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击。在这一部中国企业史上,邓式命运并非孤例。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8月,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没有人请他们回来,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是唯一的动力,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约定,回国后干五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高西庆们写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
✨在北京的高西庆和王波明为资本市场的筹建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卷起袖子干了起来。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来转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
✨如果说,双硕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个商业高手的话,那么,上海城里一个姓杨的仓库管理员则算得上是“天才”了。1988年4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杨怀定一气之下辞职了。杨怀定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他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早在1988年的秋天,杨怀定就已经结识了年长三岁的管金生,对国库券异地套利的共同嗅觉让他们成为上海滩上的“亲密知己”。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只“国库券鼹鼠”,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和杨怀定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1988年最大的事件是“物价闯关运动”,“物价闯关”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
✨4月体操王子李宁退役,创办了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2月15日,北京大学研制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北大教授王选,他因此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创办于中关村的方正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照排系统供应商。
❤1989 “倒春寒”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
北大诗人海子,把25岁的头颅放在冰冷而漫长的铁轨上。这是1989年3月26日的深夜,中国最具才华的诗人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两个月前,他刚刚写下了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日后将常常被人传诵。
✨这一年的国际
i: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冲击了计划体制的理念。
ii:日本地产泡沫彻底破灭。
iii:德国柏林墙倒塌。
✨1989年的中国是困难的,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挫折。在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刚刚萌芽不久的私营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宏观调控所造成的经济骤冷,对通货膨胀下的投资过热确是起到了遏制的效应,不过却也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变成一局乱棋。
✨改革后初步形成的全国大市场面临再次被肢解的危险。
从6月底开始,国家着手对一些风议较大的公司进行整顿,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顿,共处理了17930个,占党政机关公司的90.5% 。
✨在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
✨1989年的中国,尽管经济严重滑坡、政治氛围空前紧张,所有行业出现了种种的不顺利,然而,几乎全球重要的媒体都在评论中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倒转”。
❤1990 乍热骤冷
1990年被认为是一个带有幸运色彩的年份。
跟乍热又骤冷的中国经济相比,在这一年的世界上,发生了更多让人惊奇的大事情。3月,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独立;5月,亚洲的南北也门统一;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策划“沙漠风暴行动”决定对伊拉克宣战;10月,在“柏林墙”倒塌一年之际,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终于统一;12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
人类茫茫然地闯进了一个更为动荡的年代。
✨1990年的中国,是在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开始的。浙南的温州再次首当其冲。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温州的评价,成为了改革立场的“选边战”和温度表。每当政策走向出现变动的时候,往往在这里可以嗅出最初的迹象。温州商人被称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他们是中国最早具备了市场意识的那群人,也是第一批在商业活动中赚到钱的人。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新观念传播人、新产品推广者,也是最早的走私商、偷渡客、伪劣产品制造者,他们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地在第一时间捕捉住刚刚萌生出来的商业机遇。
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硬骗强取截然不同,却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与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
✨年底,一家名叫求精开关厂的企业一分为二,修鞋匠出身的南存辉和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各自成立了正泰和德力西。
✨在浙南和珠三角地区开始流行一种全新的企业模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是精于变通、擅长“绕着红灯走”的温州人发明出来的。
✨这种模式的尝试削减了一些人对私营企业的无休止的清算,也让企业部分地完成了资产所有权的清晰化。
✨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十分巨大。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那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则无疑是另外一翼。早在3月,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此时,上海的金融官员对这个时间表闻所未闻。6月,35岁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证交所。
✨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朱镕基致开业辞,尉文渊敲锣开市。有目击者称,尉敲完锣后,激动得当场晕倒,被人搀扶着离开了热闹的现场。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达,当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
无论创市的过程是怎样的幼稚忙乱,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公司将演出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戏。
✨正如运动员赛跑,最容易在拐弯处比出高下,中国众多公司的此起彼伏,也每每是在周期性的宏观调控中变幻着各自的命运。开始于1989年初的治理整顿,让无数企业备感压力,也让那些有远见和能力的企业获得了快速成长、超越同类的机会。而那些试图寻找政策保护,甚至期望通过治理整顿“净化”行业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则不可避免地持续沉沦,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中国,曾经让人们无限憧憬的1990年,就这样出乎预料地展露出全民商业化的面貌,它跟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时的向往实在有太大的出入。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
❤1991 沧海一声笑
日渐世俗和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
中国改革史的一个特点便是,人民的实践有时候会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尽管会阶段性地受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和干扰,但是并不能真正地阻挡它前行的脚步。
✨德国大众在中国的迅速兴起,以及上海牌轿车的消失。在跨国公司和新兴民间企业的双重冲击下,曾经红极一时的老牌国营企业品牌都相继凋零,一个时代终于在恋恋不舍中褪去了它最后的一道余晖。
✨令牟其中一夜成名的“罐头换飞机”。牟其中在1991年前后的冒险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经历了13年的改革之后,计划体制已经在内外交困中走到了逐渐瓦解的边缘,缺乏市场开拓能力而造成货物积压仍然是困扰很多国营企业的最大难题,这无疑给很多像牟其中这样的大小倒爷提供了巨大的运营空间。通过创新的方式在流通环节中获取利益,成为这些冒险家屡试不爽的致富手段,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计划体制削弱过程中的机遇,都试图用各自的霹雳手段火中取栗,攫取财富。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将成为无数商业奇才崛起和沦陷的重地。
✨跟全球性的产业演变相呼应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公司也第一次面临了全球化竞争的压力。
✨在所有的区域中,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1992 春天的故事
从年初开始,人们就在揣测87岁的邓小平在南方到底讲了一些什么话。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的此次南下显得非常神秘,连惯例应当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带上,媒体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
✨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方视察”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那个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掌控着中国改革航标的老人,他将再次让改革的篝火熊熊燃烧起来。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讲话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插图]这个概念,他的论述将之前围绕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而展开的种种争论给予了澄清。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邓小平出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方视察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奖科技人员。
✨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别出心裁地刊出一条独家新闻:《何阳卖主意,赚钱40万》,消息称,“思想、策划、主意也能卖钱。在任何时代,像何阳这样的聪明人都是一个“宝”,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产品积压和缺乏创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扰,何阳似乎总是能够一语点破天机,通过一些聪明的主意让滞销商品顿时变活。
✨何阳热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咨询策划产业”,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聪明文化人,他们以善于策划和出点子闻名,成为中国商业界一群活跃的身影。
何阳的出名,让每一个对商业没有恶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识就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青年人投身到商业活动中去。
✨陈东升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1996年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郭凡生创办的慧聪。
✨潘石屹再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8月10日,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
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
✨与日渐开放的中国相比,全球政治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几乎是一个创世纪的时刻。在中国进行了15年的变革之后,世界把它的左脚踏进了互联网的河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
✨1992年,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起点感的年份,中国公司的成长故事正在路上。
✨靠贩卖科技器械起家的万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同时又无所不做的“集团公司”,王石先后办起了连锁超市、建材工厂、影视文化公司和酒店经营公司等,旗下公司超过50家。
✨在深圳的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
✨那些崛起于乡土的乡镇企业家们也走到了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的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也是在深圳,已经成为全国青年楷模的史玉柱决定建造巨人大厦。
✨棉纺工人出身、早已名声遐迩的张艺谋导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它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之后,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运动终于确立了未来前行的航标,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
结语
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巨狮沉睡了很久,但它还是怜悯的。它让这个国家在1949年结束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乱,然后举全民之力开始了一场颇有点军事色彩的农业和重工业建设,在1978年以后,它又让国家的成长主题从主义之争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于是,在十多年之后,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了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十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十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我们期待着一个美好未来的逐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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