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成败论英雄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时势之英雄，固若是其众也，然非吾之所论于项羽、拿破仑也。夫二氏，世界之怪杰也。具并吞八荒之心，叱咤风云之气；勇冠万夫，智超凡俗；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敌邦闻之而震魄，妇孺思之而寒胆；百世之下，犹懔懔有生气，岂仅一世之雄哉！是犹其勇之著于外也。若其关系于世界之进退，人类之盛衰，又非一时豪俊、二三学者所可同日而语。虽以帝王之尊、宗教之力、金钱之势，莫以易之。故二氏者，吾之所谓造时势之英雄也。盖项羽生当秦乱天下，结舌之秋，苛政虐民，不胜其扰，揭竿思起者处有其人，此所谓产英雄之时势也。果耳渔阳鼓，动地而来，振臂一呼，群雄蜂起，亡秦在即。但秦固灭六国，一四海者，是以咸立六国后，以为号召之标，抗拒之方，莫是若矣。项梁沛公，遂景然从之，于是春秋战国之局复开，群雄割据之基遂始。人民积数十年之抑郁，一旦得泄，铤而走险，群趋于战。加以圣贤道绝，仁义不施；上残其心，下仿其行；暴虐恣厉，欺伪诈诱；民风不古，民俗日偷；长此因循之，危其殆哉！而项羽适于是时以不世之姿，绝俗之志，奋然而兴，为破天荒之举，知中原之不可割裂也。并吞群雄，以立一统之基，知义帝之不足以有为也。弃之楚湘，以促帝业之成。救赵为义，乃杀卿子冠军，取而代之。诈杀不仁，卒舍沛公于鸿门之宴。破釜沉舟，背城借一智也。一炬阿房，以绝祸源勇也。至于乌江自刎，则因八千子弟，尽罹兵刃，无面见江东父老，遂与同尽，又何其义也。虞姬骏马，垓下兴悲，一往情深，又岂沛公之见宫室美女欲居，置父死而不顾，傲谒韩信，倨见英布，烹狗藏弓，伪诈相欺之流哉！故沛公之成，非沛公之力，项羽使之耳。史公兴暴之语，明项羽非时流也。设羽亦若沛公之伪接臣下，以利相炫，则从龙之士，又何至不奔羽而投刘哉？然羽之不若是，亦正表其欲挽颓风，救恶俗耳。此项羽之所以为项羽，汉高之所以成帝业也。至若拿破仑，生当欧洲黑暗之世，君权专横，思想蔽塞，无学术之称述，鲜工艺之发展，其愚鲁之状，殆有甚于秦际。而道德不讲，礼义丧亡，且又过之。于是宗教家戚然忧之，思振兴圣道，以宗教济道德之危。但人微言轻，习染依然，人手圣经，终无补于大事。所谓口圣贤而行盗跖者，比比是也。而拿氏乃以百世之雄，万人之勇，出现于寂寞无闻之科西嘉岛。放眼太空，知非以武力不足转移世俗，启发文明。于是潜心青年，以待高飞。果尔出，未数稔而路易命革，总统位跻，外征不庭，内服黎元，知专制之不可以久存也。卢梭民约，乃得借以发扬。视他邦之溺于虐政也，平等自由，乃得深中人心。一转人民之思想，齐趋之于爱国保种之道，而又以接替无人，卒被全国人民之拥戴，身跻大宝，以思造福欧人。盖彼之爱自由平等，实过于当时民众，其所以舍共和而趋专制者，亦时势所然，不得已也，要岂后世之所得引为藉口哉。是以拿氏之兴，不仅系成败于法兰西已耳。欧洲十八世纪之文明、民权之扩张、白种之强盛，皆于彼有莫大之关系焉。设世无拿氏，法兰西革命，决不至迁延若是其长。而欧洲各帝国，亦必攘臂以助法王，回复旧业，使美之共和，不稍存于欧土。则十九至二十世纪，亦犹前之黑暗，又何至有新文明之盛发如今日哉！盖时势之变迁也，因果相循，仅司其渐，若转移绝大之风气，于刹那时间，则非如项羽、拿破仑之怪杰不为功，此造时势之英雄之产所仅见也。且不仅此也，事不以成败论，圣贤言行所以流传于后世者，其于当时多不见容。获麟，叹大道沦丧；传道，遭异教排挤。菩提树下，释迦见逐。寂寞山中，老聃自隐。而乌江自刎，荒岛凄凉，感慨身世，同一悲哀。是知道之大者，其感人缓且深；德之浅者，徒动于一时。造时势之英雄，诚非时势所造之英雄所可跻及。此项羽、拿破仑所以为天下之怪杰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