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欧洲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迷恋让位给了对一场名为“结构主义”的新运动的兴趣。这场运动起初是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反动；然而，它的成员又不断回归到由存在主义现象学所提出的那些主题上来。
尽管结构主义对哲学影响很大，但它实际上始于社会科学，其灵感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菲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年）世纪之交的著作。在他死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认为“意义”既非表示固定本质的名称（像在理性主义那里一样），也非表示感觉经验的名称（像在经验主义那里一样），他的这个观点和同时代的实用主义者一致，并且要早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此种观点。相反，一种语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的基础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功能。这个语言对象不是由某种它所固有的确定特征来界定的，而是由它所处的与系统中其他对象的否定关系来界定的。（既在其声音［音值］方面，又在其意义［义值］方面，语词“bed”［床］都是因其不是“bad”［坏的］、“bid”［投标］、“bod”［老兄］或“bud”［萌芽］而是其所是。）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一个声音（或声像）和一个观念（或概念）的结合。前者是“能指”，后者是“所指”。（这个术语上的区分对于所有结构主义思想家来说都是根本性的。）一个声音只有与一个概念相关才能成为一个符号。因此，必定有一个把声音和概念联系起来的规约系统（a system of conventions）。索绪尔的语言学对这种系统进行研究。
索绪尔理论重点强调符号本质的任意性。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基于本质的。“猫”这个声音本来可以表示“狗”这个观念，只不过事实上并不如此罢了。在“猫”这个声音和我们关于那个具体的猫科动物的各种观念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也有例外——即所谓的拟声词。但即使是例外，它们通常也比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任意性。在加利福尼亚，狗的叫声是“Bow-Wow”；但在法国则是“Ouâ-Ouâ”；而在德国则是“Wau-Wau”；在意大利是“Bau-Bau”。
在索绪尔理论的这个方面，有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意涵。符号的两端都是任意的，即在其中任何一端都不存在绝对之物。能指与所指的演变都和它们声音-概念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有关，也和其他此类系统有关，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普遍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的绝对知识的理想就只是个神话。
所以能指和所指都是纯粹关系性的存在物。他们只在与其他存在物相关的程度上存在，而且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否定性关系。索绪尔这样谈论符号：“它们最确定的特征在于，它们是其他东西所不是者。”
正如维特根斯坦后来所做的那样，索绪尔也在语言和象棋之间做了类比。一个棋子的形状是任意的。只要该棋子能和其他棋子区别开来，任何形状都可以。一个棋子（或一个能指，或一个所指，或一个符号）的身份并不依赖于它所具有的某种固有本质，而完全只是它所属系统之内各种差异的某个功能。正如索绪尔所说的：“只有各种差异，而没有肯定性条款。”
在其著作的结尾，索绪尔倡导一门新科学，即“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他称之为符号学。语言学被看成符号学的模型，尽管它只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在符号学中，人类习俗、礼仪和法令都被当作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加以研究。这些行为符号将被证明和语言符号一样具有任意性，此外，行为符号与行为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关系类似于语言符号与语言的关系。
倘若我们认为，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的先导，而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创造出其具体构架，这并非言过其实。
当代人类学更多关心的是具体的社会结构。它往往趋向于和某种人类学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保持一致，这种功能主义按照社会习俗和社会现象在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来对其作出解释。（比如，任何变得依靠畜养猪群为生的沙漠游牧部落都将无法生存。因而食用猪肉的禁忌在这类社会就被制度化了。所以，“耶和华”和“真主”禁食猪肉。）
列维-斯特劳斯拒绝对社会现象作功能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很多社会习俗就其自身而言完全没有任何用处，但当和所有其他社会习俗相关联时就具有了意义。此外，列维-斯特劳斯寻求的是一切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不是专门关注特定社会的组织结构。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尽管它们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在其表面之下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为所有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列维-斯特劳斯因对共相的探寻而与人类学中功能主义运动的主流相区别，这使他置于以下哲学传统之中，这个传统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开启（所以柏拉图根本没有彻底死亡！），并在近代康德对先天综合真理的探寻中得到最为清楚的表达。列维-斯特劳斯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人类的共相只隐性地存在于结构层面，而不是在显性的事实层面。（当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的确，与索绪尔一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都对结构主义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当我们考察列维-斯特劳斯对其方法的陈述时，我们就可以看出索绪尔语言学对他思想的影响，因为他对待文化现象的方式与索绪尔对待能指的方式相同。
1.“把所要研究的现象界定为两个或多个术语之间、实在者或假设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2.“创建一个这些术语之间的可能排列的一览表。”
3.将此一览表作为必然的逻辑联系的结构来看待（“一种化学元素的周期表”），它会证明所研究的经验现象“只是其他组合中的一种可能组合”。
这里要注意两点。首先，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是一种理性主义方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目标是去发现必然的逻辑联系，而这种必然的逻辑联系实际上是先天的），在这种方法中经验现象本身“地位已经被降低了”，经验主义也被抛到了脑后。其次，这里提出了一种在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折中办法。存在着选择，但无论是个体还是文化，选择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些选择同时由其所属的结构系统所创造和限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社会，就像单个人一样……从来不会绝对地进行创造；他们所做的只是从观念的仓库中选出某些特定的组合。”
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1962 年）中，列维-斯特劳斯试图说明一切人类思维的基本逻辑特性，其中也包括所谓的原始思维。所有精神活动的逻辑基础是对对立、比较和相似性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野性思维”（或许更好的翻译是“天然的思维”）和所有其他思维一样理性。而且，它还显示出一种对自然的天然感觉材料的格外敏感，以及一种在颜色、声音、气味和味道等感性词汇中发现各种类比系统的直觉能力。
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试图一劳永逸地摧毁扎根于大众偏见之中，而且也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前辈人类学家所支持的那个神话，即原始人就像儿童一样以一种“前成人”的方式思维。他用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论证来达成摧毁这个神话的目的。首先，他展示了一些典型原始思维的领域，它们远比我们自己的思维复杂。其次，他展示了一些文明思想的实例，它们实际上是相当原始的。
列维-斯特劳斯告诉我们原始人也有复杂思维，以下是一个有关菲律宾部落的例子：
哈努诺人认为当地植物品种总数中有百分之九十三都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哈努诺人把当地鸟类分成七十五种……他们区分出十数种蛇……六十多种鱼……哈努诺人把昆虫分成一百零八类，其中包括十三种蚂蚁和白蚁。
“复杂”思维中也有原始思维，作为例子，我们只需想一下我们对待下面这些文化标示的态度就可以了：“乔治·华盛顿睡过的床”，或者《绿野仙踪》里桃乐茜的鞋子，或者嘎嘎小姐（Lady Gaga）的演出服，又或是据说为美国宪法的羊皮纸文稿（它不是美国宪法，因为即便这张羊皮纸文稿被毁了，我们还是会有一部宪法）。很多人把这些东西看得跟原始神物似的。
总而言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普遍有效的人类思维原理对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都是有效的。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事件能在抽象和技术性模糊的层面遮盖住这些法则，但这些偶然事件从来不能取代它们所掩盖的东西。为了观察这个普遍逻辑的最纯粹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前技术民族的“未受污染”的思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种族的统一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