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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