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晋陈寿的史书《三国志》总共六十五卷，以曹魏、魏晋为正统，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尽管陈寿治史严谨客观，毕竟是西蜀人，蜀汉旧臣，整编过《诸葛亮集》，在感情立场上，还是很难不同情蜀汉，对曹魏、孙吴多少有点曲笔和微词。到了南朝《三国志注》，晋州人裴松之不再顾及曹魏旧臣、魏晋传承的“心理障碍”，在注引资料中对关羽、蜀汉多有回护，表现出“崇刘贬曹抑孙”的倾向，迎合刘宋“北伐中原”的政治需要。到了明初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彻底颠倒主次，将蜀汉的位置设为主体，坚持汉家和儒学正统，对曹魏、孙吴做了大量丑化。
为了突出蜀汉的主体地位，罗贯中开篇安排“桃园三结义”，其后为蜀汉的一些重要人物增加、虚构了很多戏份，乃至将刘备、诸葛亮、关羽都神化了，比如刘备跃马过檀溪，诸葛亮借东风，关羽刮骨疗毒，“真乃神人也”。关羽在宋元时期广受崇拜，加上罗贯中的过度抬举，于是被后世奉为“武圣”。目前全球关帝庙有七万之众，比夫子庙还多。同为晋州人，罗贯中还对关羽、张辽、徐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写他们惺惺相惜，脉脉温情，在白门楼、千里走单骑、华容道等情节中，多次安排关羽与张辽见面，还虚设一个同乡道士普静，提醒关羽注意边关守将的诡计，体现出晋州人重情重义的特点。
但是，《左传》《史记》中的晋国骊姬之乱是触目惊人的，西晋皇后贾南风导致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更是人间惨剧、民族惨剧。还有南朝的侯景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都是晋州人引发的巨大灾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意选择“三家分晋”开始，阐述乱世与治世的应对策略，其中一个屠杀全城婴儿的屠岸贾，就足以令世人感到胆战心惊。这些致使社会动荡、历史转向的沉痛史实，不能不为陈寿所知晓与警戒。《三国志》中的关羽，其实也有不仁不义、贪恋女色的记录。新版电视剧《三国》，还原了关羽的某些本色。
中国古代四大谋圣是姜子牙、鬼谷子、张良、司马懿。中国古代四大兵书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太公六韬》《尉缭子》。此外，中国古代四大商圣是范蠡、白圭、吕不韦、胡雪岩。以上种种，我们不难得出一种印象：真正大腕级的谋士主要聚集在北方（淮河以北），江南的大腕级谋士极少，而且他们偏于精明务实，委曲求全，追求利益，特别擅长做生意。比如范蠡的美人计，勾践的卧薪尝胆。《三国演义》正是遵循了大众的第一印象，写出了东西南北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地域差异。
罗贯中长期寓居江南（一般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而秦汉时期称为“江东”“江左”，也即汉朝的扬州范围），辗转吴越各地，做生意，读书求学，做书会才人，做元末江南义军张士诚的幕僚，对吴侬软语、心思细腻的江南风土人情较有了解，而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应该使其对张士诚投降元朝以及江南世道人心有所不屑。宋元以来备受崇拜的“武圣”关羽，当时是被东吴用下三滥的诡计偷袭，且残忍斩首的，也驱使罗贯中必须丑化江南人的文艺形象，以迎合明朝消费大众的审美趣味。《三国演义》给读者对江南人的总体印象，是孙策、孙权、鲁肃、张昭、周瑜、吕蒙、陆逊这些江南人，大多气量狭小，心机满满，八面玲珑，喜欢做表面文章，喜欢做生意、做交易。吴人还作《曹瞒传》，大肆讽刺曹操。
孙策号称“小霸王”，以传国玉玺换得最初人马，击败扬州刺史刘繇，据有江东，威震华夏。但是，他表面豁达，却容纳不下医术高超、救苦救难、万民景仰、奉为神仙的道士于吉，不顾母亲和属下的阻拦，斥其为妖道，与其争夺民心，强行杀死对方，最终气得毒发身亡。《三国志》里还记载孙策见隐士高岱怠慢自己，且拥有众多信徒，一气之下，杀死高岱。这在诸多地方军阀和三个国家里都是极其罕见的案例；曹操杀孔融，黄祖杀祢衡，只因为几次被这些狂狷名士痛骂、冒犯，而孙策杀死于吉、高岱，只因他们在江东拥有惊人的“流量”，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孙策杀死于吉、高岱，还与曹操挥剑砍伐千年神木的梨树，见流血而惊恐类似，皆指涉孙曹不敬神灵，得不到神灵庇佑，而其去神化的倾向，跟刘备、诸葛亮、关羽的神化刚好相反。
孙权貌似温文尔雅的仁君，其实只有野心和计算，喜欢打算盘，奉行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比如对于隐居东吴、长相古怪的凤雏庞统，只有他猜测其不过俗人，不能带来实利，于是冷面相对，而曹操、刘备都求贤若渴，当面委以职位。他不喜欢才气逼人、狂狷不及的奇才，只喜欢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样表面温和、善于算计的儒将。曹丕称帝时，他不指责其篡汉自立，而是公开拥护，愿意称臣，以免被功伐，而等精明的曹丕病逝，无能的曹叡继位，他很快翻脸，称帝建国，还跟蜀汉商议如何瓜分曹魏的地盘。傅玄评价孙权喜欢钻空子捞便宜：“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易中天评价精明务实，极具弹性：“联刘又袭刘，降曹又背曹”，是三国里最著名的“变脸大师”。
张昭多次虚情假意，间接害死了孙策，而且总是在敌人强大时主张投降，在敌人弱小时主张进攻。鲁肃表面是老实人，实则是两面派，是明哲保身的老狐狸，差点玩死了好友诸葛亮。吕蒙是“江东鼠辈”的最初得名者，亦被称为“吴下阿蒙”，含有贬低之意，而他在后世京剧中，常勾蓝花三块瓦脸，以示阴险。陆逊一介书生，气量较大，平生功业，几乎只凭耍花招，经常扮猪吃老虎，用计赢得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荣获《三国志》跟诸葛亮一样被单独立传的特殊待遇（其他文臣武将皆为合传）。此后他极力低调做人，保全自己，终究被队友背刺，安排二十宗罪，抑郁而死。倡导真性情的明代学者李贽，对江东鼠辈极为不屑，骂曰：“吕蒙、陆逊妖魔耳！纵然奸计得行，亦一时胜负，何足夸战？汝不见蒙与逊与当年草木同朽腐矣！”
我认为“鼠性”最强烈的是周瑜，简直就是“江东之魂”，而且《三国演义》在孙吴方面，他是戏份最多的人物。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多次谋害诸葛亮和刘备，尤其见诸葛亮成功借东风，“真乃神人也”，赶紧派两员大将前去杀害。战败曹军后，他在两军争功夺利的后续阶段，恃强凌弱，全面否定刘军功劳，只想“两分天下”，拒绝“三分天下”，根本不给刘备留有任何生存空间，自己攻打荆州南郡不成，对于刘备从曹军抢来的荆州五郡（其中湖湘四郡名义上还是从刘表残部夺取的），强行归为己有，以致“借荆州”成为三国变局的雷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上演三国版的“女儿国”，仅次于王允除董卓的美人计，但貂蝉只是婢女，而孙尚香是孙权的妹妹；拿公主做诱饵和牺牲，这比和亲更歹毒恶劣。针对周瑜心机多、心眼小、气性大的特点，曹仁故意让士兵们骂他“周郎周郎，小命不长”，诸葛亮故意让士兵们骂他“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他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
“江东鼠辈”之名，得自荆州之战。为了迫使刘备归还荆州，孙吴最高集团费尽心机，不择手段，什么馊主意、毒招、下策、下三滥招数都敢用。比如假意结亲以便杀死刘备，用黄金屋、温柔乡迷惑刘备，假道伐虢以便攻占荆州，企图拐走阿斗做威胁，拘禁诸葛瑾家属做威胁，布局蒙骗关羽，白衣渡江。尤其是荆州之战中，吕蒙见关羽北伐襄阳，就定下忽悠关羽、偷袭荆州的诡计，假装到后方养病，让关羽放松警惕。陆逊故意以无名小辈进驻前方，派人送厚礼，写信奉承，求和，讨好，忽悠关羽调走江陵地区的守军，去攻打樊城。然后，吕蒙和陆逊假装商人商船，骗过荆州沿江烽火，绕道荆州背后的汉水，半夜假装蜀军混进城内，占据江陵、油口，假装优待俘虏，瓦解蜀军斗志，并封锁夷陵通道，以便消灭关羽。他们不直接攻破麦城，不跟只带三百人的关羽硬拼，而是派人劝降，劝降不成，就将关羽逼至临沮小道，选择在险要小道伏击，以便付出最小的“经济成本”与“商品损耗”。其后，还将关羽头颅送给曹操，假意纳土归降，唆使曹刘开战（曹操斥之为将自己放在火上烤），甚至唆使孙刘联合伐魏，以避免蜀汉的疯狂报复。夷陵之战的前期，孙吴不敌蜀汉的强大攻势，赶紧将杀害张飞、投降孙吴的两个小人送还蜀汉，见不解恨，又答应归还荆州。可惜刘备没有答应，最终被火烧连营。
东吴的手段和计谋总是灵活多变，能屈能伸，不计名节，不顾形象，不择手段，目的是寸土必争，唯利是图。东吴的陆军作战能力是三国里最柔弱的，正面硬扛作战几乎没赢过，依靠投机取巧才赢得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而在合肥之战中“孙十万”不敌“张八百”。即便是水军强大，赤壁之战也是依靠投机取巧才赢得的。为了利益，他们甚至会杀死对自己具有威胁的功臣，而在宗室内斗、自相残杀上，又是三国里最强悍的。吕蒙的意外死亡，诸葛恪的三族被诛，足见吴主孙权、孙亮难以容纳战功显赫的名将，而且吴主是三国帝王里对名将灭三族的唯一一家，因为魏延、诸葛诞被灭三族是奸邪权臣杨仪、司马昭故意加害的。为了摆脱诸葛恪被灭族时的连累，陆逊之子陆抗身为一代名将，也是东吴最后的名将，跟妻子离婚，只因妻子是诸葛恪的外甥女。孙权的子孙们和宗亲们，为了一己之时，更是制造了诸多混乱（包括堂姑侄乱伦），政变不断，政局动荡，将朝臣们撕裂为两派，相互厮杀，内耗严重。他们最擅长表面花言巧语，讨好人心，暗地周密布局，突然杀戮。从孙权到孙皓，无一不设局屠戮扶持自己的功臣。蜀汉灭亡时，尚有联盟之谊的东吴，假装派人前去安慰刘禅，实则趁机夺取毗邻的巴郡，分得最后一杯羹。
说得好听点，东吴人偏于灵秀、灵巧，善于表演、隐藏，善用虚招、偷袭，尽量避免正面硬扛，避免自身损失，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去争取最大的实际利益，而这些正是做生意、做交易的特色。用《孙子兵法·谋攻》里的话来说，这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整部《三国演义》里，最擅长表演的人和组织，莫过于孙权、周瑜、陆逊和江东集团，因此被曹军骂作“江东鼠辈”“东吴小儿”，被刘军骂作“小肚鸡肠”“钱塘小吏”。正因如此，他们被后世很多人戏称为“江东杰瑞”，“江东电影学院表演系”，“江东诈骗集团”。当然这是不好听的话，是罗贯中给我们塑造的“第一印象”。
到了现代，人们对《三国演义》中渗透着的人性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西蜀人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对蜀汉颇有微词，认为“刘备厚，曹操黑，孙权厚黑兼备，司马懿又厚又黑。”到了当今，很多人厌恶刘备、诸葛亮和关羽，转而对曹操、司马懿、孙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是《三国演义》接受史的巨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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