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4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公布了孙杨案仲裁报告全文，根据仲裁结果，孙杨将面临长达8年的禁赛期，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在没有阅读仲裁报告之前，我以为孙杨团队的辩护方案只是“无罪”的辩护，但其实孙杨还主张鉴于他的“特殊情况”，根据相对性原则，所以即便予以禁赛，也应有所减免。
孙杨主张的“特殊情况”如下：（1）兴奋剂检测助理（DCA）偷拍了他的照片和视频；（2）他的随行人员向他建议，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样本收集人员并没有能够证明他们有权利对他进行测试的有效认证文件；（3）他要求与持有有效证件的样本收集人员继续进行检测，但这一要求被无正当理由拒绝；（4）兴奋剂检查官诱使(DCO)他将血液从容器中取出；（5）兴奋剂检查官从未警告过他可能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6）鉴于兴奋剂官员缺乏认证（和授权），兴奋剂检查官决定停止检测。
但是，CAS认为：“这一主张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因为不被现有的证据或适用的法律原则支持。”故孙杨未得到禁赛减免。
从公开的听证会现场视频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孙杨为什么会得不到仲裁庭的酌情减免，那就是孙杨及其团队对于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则缺乏应有的敬畏和尊重。
事实上，在认定孙杨已经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孙杨关于其违反规则的“特殊性”主张亦不攻自破，同时，基于其主观恶意和不知悔改的认定，这样的主张得不到仲裁庭认可实属应有之义，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兴奋剂检测助理偷拍照片的问题。反兴奋剂规则中并未禁止检测人员在对运动员取样时进行拍照、摄影，而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可知，主检官及其助手仅仅对孙杨完成了血样抽取，之后孙杨就不再继续配合，而孙杨对此的解释是看到他们拍照，所以他觉得这种检测是不正规的，因此需要查看并要求提供他认为有证明力的认证文件。显然，拍照与取样过程的合法性、正当性并无任何关联，因此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主检官诱使孙杨取回血样、孙杨要求与持有有效证件的人员继续检测、主检官自己决定停止检测的问题。本案中，孙杨团队提出的主要辩护理由是因为药检人员未能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文件，所以其要回已抽取的血样并拒绝提取尿样的行为是正当的，按此逻辑，要回血样并拒绝继续提供尿样这一系列行为应是孙杨一方的积极行为而非消极行为，否则不合情理。
但是孙杨又同时提出主检官诱使他取回血样、要求与持有有效证件的人员继续检测但被拒绝、主检官决定停止检测三个特殊情况来请求减免禁赛期，在这三个特殊情节中，孙杨团队意图表明己方是不得已违规的，未继续药检程序的行为表现是消极和被动的。显然，这与己方的主要辩护理由是矛盾的，不具备任何说服力。
第三，关于随行人员建议检查人员未能提供资质证明文件无权取样及检查人员未警告拒检后果的问题。事实上，孙杨在听证会一开始陈词阶段就已经承认了他知道主检官司是IDTM（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主检官也出示了有关授权文件，并且孙杨同意进行了血样抽取，因此本案的药检行为显然是得到授权的，符合国际反兴奋剂规则，而孙杨团队认为主检官助手（血检、尿检人员）也应有相应授权，明显曲解了反兴奋剂检测规程。
举个例子来说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一个交警带着两个辅警设置卡点查车，交警也出示了执法证件并让辅警检查驾驶人有关身份情况，被查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后发现查看证件的人是辅警，于是拒不配合抢回了证件，并驾车冲卡，这时驾车人就可能涉嫌妨害公务。原因很简单，辅警具体的查车行为属于辅助执法的手段，并不影响整体的设卡查车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纠结于辅警没有执法权是没有用的。
尤为重要的是，孙杨作为世界级运动员，已经经历过上百次的药检，但只有这一次提出异议，主检官也证实了他警告过孙杨拒检后果，孙杨这时自称未被告知拒检后果或者不知道拒检后果，都属于做苍白无力的辩解，不仅得不到仲裁庭的认可，反而加深了其不知悔改的不良印象。
实际上，本案中孙杨本人的拒检行为表现比较积极也是仲裁庭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仲裁庭认定孙杨存在自己动手销毁血样容器、撕毁兴奋剂检查表等行为，这些行为表明了孙杨故意违反兴奋剂检测规程的意图明显，对规则不尊重的主观恶性较大。
在听证过程中，孙杨的又一个行为加深了仲裁庭对他藐视规则的印象：
在最后陈词阶段，孙杨未经仲裁庭同意（也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从旁听席招手叫了一个男子来充当自己的临时翻译，因为他觉得现有的翻译可能不能够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这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不可容忍的藐视法律程序的行为，连孙杨的外籍律师都对此表示了不满，而仲裁庭也不得不采取休庭1分钟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突发情况。
对此，仲裁报告第385段写道：“他似乎不认为有必要寻求陪审团的许可，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尊重他人或既定的权威。这位运动员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成就；然而，他不能凌驾于法律或法律程序之上。就像对所有运动员一样，这些规则也对他适用，他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孙杨团队既主张相应检测人员缺乏资质证明文件无权继续进行药检因此无罪，同时也主张基于特殊情况下的禁赛期限减免，这两个主张在逻辑上明显是矛盾的，既不认罪又请求从轻处罚，所以请求减免的理由在认定有罪的情形下当然难以得到支持。
此外，孙杨曾经在2014年6月因误用禁药被取消了三个月的参赛资格，但孙杨在本案中并未表示悔过之意，甚至在听证过程中公然无视听证程序，这使得仲裁庭充分认定了孙杨的行为性质恶劣，本案属于二次违规，由此遭到了八年禁赛的顶格处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孙杨所面临的8年禁赛也不是不可能缩短。
仲裁报告第369段写道：“尽管如此，正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其最后陈述中指出，运动员需要注意到世界反兴奋剂法（2021年版）第27.3条，该条允许他在世界反兴奋剂法规2021年版生效后立即向国际泳联申请缩短对他施加的禁赛期。”如果上诉失败，孙杨可以在2021年1月1日之后向国际泳联申请缩短禁赛期。
但愿孙杨团队好好反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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