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后期的复杂性在儿童时期是如何打下基础的？我们同意Bronfenbrenner的观点，成熟的自我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往社会经验的遗留产物：“的确，个体通常能够调整、选择、重构，甚至创造他们自身的环境。但是，这种能力只有当个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投入自我导向的行动时才会出现，这种能力是他的生物学天赋能力和他所处的发展环境之间的联合函数，缺一不可。”在谈及最优的环境是哪种类型时，他是这样描述的：“结构或者功能上的任何极端无组织或僵化，对心理成长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而中等程度的系统变通性是人类发展的最适宜条件。”我们认为这种系统变通性对最优体验是否出现起着重要作用。
继皮亚杰之后，大多数探讨思维的建构性本质的研究都没有重视人际交往过程的价值。例如，有关社会认知的理论性工作主要集中在内部建构是如何对知觉及社会交往的动力产生影响的，这种内部建构的发展与接触他人无关。此外，许多这类理论也没有把皮亚杰的辩证思想纳入进来。很少有人尝试把从自我和他人的辩证互动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化。有关从它们如何影响即时体验的角度去考虑这些互动的尝试就更少了。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受俄国人Luria和维果斯基为代表的发展观点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更多的强调个体是如何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发展的，以及高级的心理机能是如何在社会交往中被“内化的”。把辩证的发展原则与社会交往联系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James Mark Baldwin的思想为我们把现象学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的尝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关键性见解
Baldwin的观点之所以与本章内容有关，有多种原因。他的“发展”（即建构组织“平台”方面的进展）理论是辩证的、并且是对二元对立的综合。前面关于皮亚杰的许多看法也适用于Baldwin：发展是通过同化与顺应的交替进行实现的，如果信息与已有结构相一致，守恒的、同化功能就起作用；如果在环境中遇到对立，重建知识结构、改变取向的顺应功能就起作用。
Baldwin与皮亚杰之间的三点差异对我们的目的更为重要。
第一，Baldwin更强调与成功适应相联的主观奖赏的重要性；他认为积极的体验会引起行为的不断重复，而重复会导致习惯的形成。与他的同事杜威和William James一样，Baldwin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兴趣是注意的原动力的观点。因而，他的观点与我们要对同化与顺应的过程进行现象学解释的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个关键的差异是Baldwin对最优成人发展模式的界定方式。皮亚杰认为形式运算是思维发展的最后阶段，处于该阶段的个体具有对世界上各种关系作出理性假设的能力。而在Baldwin的最高发展阶段——超逻辑阶段，他注重的是超越二元化的对世界的审美能力。他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与当代关于后形式运算和智慧的理论是较为相似的，Baldwin早前是这样评论生命后期复杂性的：“在审美的沉思中获得的关于现实的直觉，保存了除外部表现以外的事实或真理的所有意义，以及除主观性体验以外的所有用途及价值；因此，从根本上排除了从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这种对立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方式。”
Baldwin模型与皮亚杰模型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对社会过程作用的看法上。皮亚杰认为，社会环境的质量会影响儿童通过各个发展阶段的速度，但不影响阶段本身的性质。当儿童发展了更为成熟的思维形式时，社会过程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过程是Baldwin的发展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越具有新异性的社会交往，越能扮演推动成长的持续性资源的重要角色：“即使在每次重要体验之后，人们仍能保持这种新异性而没有减少；当适合于他们的任务以习惯和得到验证的事实形式呈现时，个体汹涌澎湃的心理倾向和特质就会不断形成。”Baldwin之所以把个体的发展置于社会交往的中心位置，是因为这些互动是连续的挑战和新异性的源泉，因此它对发展起到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作用。
正是通过交往，同化和顺应的机能才扩展到最大限度，这些机能是在新生儿与主要的抚养者之间的协调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例如，儿童通过模仿顺应了他人，但是模仿绝不是“完全的”复制，因为动作已经被添加了私人意义，儿童学会的任何内容都是与主观经验有关的。同样，当学习正确使用一个词汇时，个体也会把个人意图表达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说，顺应不是消极的模仿活动，而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放逐（ejecting）自我的过程，儿童根据自己的条件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同化；当产生矛盾时，自我被重新建构。由此可见，在发展动力方面，Baldwin与皮亚杰的看法颇为相似，但Baldwin认为，对自我的辩证成长来说，儿童与主要的抚养者之间的关系是基础，社会依存是发展产生的必要条件。
与强有力的人（相对于儿童而言）互动会促进顺应；与一个缺少力量的人互动会鼓励同化。对婴儿的需要和愿望是反应性的母亲，会被认为是缺少力量的；换句话说，当她顺应时，儿童会同化。当儿童必须顺应时，母亲就是“强有力”，儿童可能是通过模仿动作、对言语和物理刺激作出反应后或调整自己以适应喂养时间等等方式顺应的。从这种普遍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的辩证成长是如何通过母子（女）之间平等交换朝着积极的方向进行的，或者失败的同化或顺应习惯又是如何通过与一个过于主动或长期被动的母亲交往中形成的。
“爱和纪律”代表的是鼓励复杂性的教养行为：当父母能把爱和纪律适当结合时，儿童就会发展出成功的同化和顺应习惯，两种模式协调一致，最优体验就容易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爱和纪律平衡的家庭中进行社会化的儿童会发展出对注意力进行自我调节的高级能力，会对环境做出能够促进最优体验和成长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极有可能出现与复杂性相连的发展—激励特征。
父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儿童提供一个爱与纪律结合健康结合的教育模式。策略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核心家庭。父母通过长期的劳动分工创造了一种成熟系统：那就是父亲充当“管教者”（disciplinarian），母亲充当“抚养者”（nurturer），也就是所谓的严父慈母的形象。这种传统的角色性别角色划分在父母教养方式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例如，父亲常常由于他们的主动风格而成为刺激源，母亲则是鼓励调节和安抚的源泉。通常，父亲对孩子的看法不太敏感，他们为孩子提供外部挑战资源；母亲则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支持孩子的兴趣方面。尽管当代家庭父母角色边界不像过去那么僵化，人们仍然能够观察到这种传统模式的明显痕迹。
然而传统的解决方式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父母亲或其中单独一方，也可能担当雌雄同体的角色，既是抚养者又是管教者。可想而知，这种方式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可以适时的在爱与纪律之间进行转换，因此，可以形成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即，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母亲不必依赖“等你爸爸回家再说”，同样，父亲也不可能在孩子们需要支持时，用“去找你妈妈”去搪塞）。想出几种把爱和纪律有效结合起来的教养方式并不困难。例如，有孩子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智力和身体方面的严格训练。那些要求过高的父母，其子女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们的抚养人或扩展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实现顺应。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特定的家庭组织（虽然某些安排可能是有利的），而是在某些适宜的社会化情境中，能够形成同化与顺应的良好习惯的儿童，更可能在成年时发展出对经验进行成熟的自我调节的能力。
亲子互动和复杂性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会运用前面的假设对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发展影响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整合。在下面的选择性综述中，我们试图把父母的爱与纪律，或支持与挑战和儿童发展的三个阶段（青少年、儿童早期和婴儿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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