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人说说话

想找人说说话

李建国今年五十五岁了，马上要退休的年纪让他感到不快。近些年他的烟越抽越多，酒越喝越大。家人的好言相劝他总是回馈以暴怒和沉默。于是李建国与妻子儿女的话越来越少。他在家里常常沉默寡言，看着妻子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他只感到厌烦。所以这几年他下班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李建国1985年参加工作，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所以参加工作的前十年里，他的日子过得特别开心。现在他也常常回想起那十年间的点滴小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东部的海边城市，进入了某机关单位，因为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材，学历又高，所以很受单位领导的欣赏和重视。他不大爱说拍马屁的话，但也不清高，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说好听的“实在话”。所以至今他的老领导们回忆起当年那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说他是个老实人。其实他也虚荣，那时候在单位他混的风生水起，工作第五个年头就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了。那时候他才28岁，真是春风得意。那时候他条件好，很多人争着给他介绍各种领导家的女儿，可他心里一直挂念着大学同学孙茜。毕业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几乎也可以确定关系了。只是，孙茜被分配在了北京的一家国营企业，相聚800公里的距离成为了二人始终没有确定未来的阻碍。

当得知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之后，李建国连忙给孙茜写了封信，报告了好消息之余，他邀请孙茜和父母一起来他这座城市看一看。一个月后，孙茜和母亲来了，李建国第一次私下使用了职位的权力，让司机小王开着公车带孙茜和她母亲在这座沿海城市玩了个痛快。孙茜和母亲都对这一次旅途感到满意至极，在临走的最后一天，李建国花了一个月工资宴请了孙茜母女，他借着酒劲，鼓起勇气跟孙茜母亲说：“阿姨，这些天您也对我了解了不少，我就直白点跟您说。我和孙茜年纪都不小了。您看要是对我满意，我年前就去您家提亲。”孙茜母亲也是头一次享受到权力带来的巨大便利和虚荣感，对眼前这个仪表堂堂的年轻男人十分满意，甚至觉得自己得表现好一些，一定得让女儿吃定了这个大肥鹅。于是李建国和孙茜的婚姻就这么定下来了。

两人结婚后，孙茜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来到这座沿海城市当全职主妇。李建国也曾想通过自己的关系给妻子找个安稳清闲的工作，可孙茜刚来的时候李建国刚刚升上处长，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等了一年之后，孙茜怀了孕，于是工作的事又搁置下来。这么一拖，就到了五十多岁，两人早已经不再考虑孙茜出去上班的事情了。

但这件事始终堵在李建国心里，因为二十多年来两人一吵架，孙茜就拿这个说事：说自己一个大学生放弃了大好前程来陪他，说李建国忘恩负义……其实孙茜心直口快，吵架时甚至有点儿口不择言，说完她也就忘记了。可李建国是个心重的人，他总觉得这件事好像是自己的错，又好像不是自己的错。总之，想起来他就不大快活，想抽烟想喝酒，想找人随便说说话。

李建国在28岁当上处长之后，就没有再往上升了。开始他还信心满满，对仕途充满希望。但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五年过去了，他的领导来了又走，他的职位始终没有变动。他开始着急了，但他却不肯找人活络一下关系。三十八岁之前的他始终相信凭真本事能走出一条路。但三十八岁的时候他们单位改制成了央企

。他也离开了老本行，被调去做党政工作，虽然是平级调动，但他老觉得心里不痛快。

从三十八岁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变动。他依旧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业余时间研究研究党史，他觉得研究党史的时间里还是很快乐的，但常常停下来就感到身体里的主筋被抽走，身体里空空荡荡。这时候他往往会点上一根烟，默默的抽一会儿。

前两年，他又给自己找到点开心的事，就是跟员工谈话。他以前没那么喜欢找员工谈话，现在喜欢了，几乎每周要进行四五次，一谈就是三两个小时。他其实谈话前也不想太多，谈话的内容大多围绕他新研究的党史、如何开展工作、党政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他喜欢专心听他说话，只点头不搭腔的员工。每次说完，他都觉得舒畅很多，连烟都能少抽几根。

可近来，与员工谈话不再让他开心了。因为他发现员工其实并不愿意听，有时候聊到晚上八九点，员工私下里有些抱怨声传到他耳朵里。自从知道那些笑脸相迎的员工原来不爱听他党史的研究成果，他就提不起兴趣跟他们谈话了。有时候觉得心里实在烦躁了，叫他们过来谈谈话，谈一二十分钟就觉得没意思，想要赶快结束。于是他又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起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