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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对自己国家历史研究的权威，这里说到的来自土耳其的历史学家阿里·亚伊哲奥卢，他是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方向为历史与中东研究。而他的首部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帝国的伙伴》（副标题为：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横空出世后，就获得了2016年由美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杰出学术选择奖，可见此著作的历史意义是巨大。而更所幸是，最近广西大出版社引进了该书，实在是为广大中国读到对加深了解土耳其前身奥斯曼的帝国的历史，乃至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历史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18世纪和19世纪初，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而这里说到的是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其中之一。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而此书说的是发生在1760-1820年，奥斯曼帝国在该时期，也是激进时代的一种转型。而作者的重点研究是在于中央和外省的各种主题，制度和行动者上。
首先，何为帝国，何为伙伴。在书中作者关于奥斯曼帝国概念，就引用了查尔斯梅尔的观点，帝国定义有二：第一是征服性的精英集团对不同人民和土地的征服和降服，二是一个基于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的臣民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政治体制。故而论出了奥斯曼帝国是类似罗马帝国的，因为有一个各部分相互连通的身体，并有帝国首都中心——伊斯坦布尔。之所以说是帝国的伙伴，此书的重点是强调帝国的伙伴对帝国发展的重要性的，如作者所言甚是，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的秩序是可以理解为三种互相竞争的秩序，这里就有“帝国的新秩序”是说近卫军与帝国的关系，还有就是“显要的秩序”也就是外省的豪强与帝国的关系，还有就是“社群的秩序”是当地市民的社群的秩序。由此可见，在面对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中，他们是尝试了不同的型构和组合：集权—官僚，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换言之，自上而下，横向的，自下而上的。
首先在自上而下部分，其中第一章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中，就作者就介绍塞利姆苏丹时期的奥斯曼世界，而塞利姆苏丹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和作曲家，作者就以他诗作“国家的性情已紊乱，我的真主，给它治一治”这就说明奥斯曼在塞利姆的统治下开始了转型。而在介绍奥斯曼世界部分，作者也详细介绍了帝国精英和外省精英的概况，另外也侧重说到了城市生活和近卫军和网络。这就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方面，书中说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是以牺牲各种群体为代价的，尤其是近卫军。作为帝国自上而下的执行者和行动者近卫军，就扮演着联动奥斯曼帝国城市生活的最高和最底层的角色，但到了塞利姆三世，由于补给问题近卫军拒绝参与军事运动，还实际上是罢工，于是到该时期的近卫军的新秩序是恳请进行的。因为旧近卫军过多而不精，还增加国家负担，而是新秩序目标就是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纪录严明的新军。于是具体举措就有停止接受平民进入军团等。
而来到第二章显要：治理、权力与财富。就详细说到了横向的外省的豪强（显要）与帝国的关系。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了外省显要是如何被纳入艾斯曼帝国建制的，如何通过谈判和交易来运作的，如何建立区域性的势力范围，积累财富，以及制度与政治上的不安全与无常如何形塑了他们的行为，还有显要们是如何积极参与新秩序的军事和财政的政治争论的。而在显要们的门户方面，作者也通过扎实的史料，如1813年英国外交家金内尔的日记就详细描绘显要们的宫殿是奢侈的，是用于炫耀性消费的，因此也侧面方面帝国的弊端。而在显要们的职位、合同和交易方面，作者也谈到了显要获得职位是通过谈判、互让、出价等方式获得的。之后，作者也侧重举了恰潘家族的例子说明扩张是通过获取额外的合同与职位来达到的，而在阿里帕夏的例子就说明扩张是通过获得职位来进行的，但隐含或者另外一种与传统体制平行的官场制度，而在伊斯梅尔的例子就看到了通过当地社群声明等来扩张势力的。最后作者也批判说到显要们与帝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显要也是承担风险的，如他们可能会损失投资资本，尤其是战争时期。
最后，关于显要秩序，作者也客观分析了这种变革帝国秩序的联盟是很难实现的。原因有三：第一帝国没有议会，帝国范围内，并不存在为显要提供的商议或谈判平台。第二是不稳定的体系，如不合理的财产没收制度，为新贵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不稳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第三是奥斯曼帝国在制度上的先知，使得它无法承认外省豪强是平等的政治伙伴。
来到第三章就是说社群：集体行动、领导与政治，这个自下而上的关系 。这里作者就列举了帝国改革县级行政的动机，来说明了县级的双重性。第一是巩固选举模式，实现正式化和标准化，第二是可以限制地方精英不断增长的权力。而第四章就讲到了 危机：暴乱、阴谋与革命，主要讲述了帝国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发怒地新秩序的各个重大事件，又体现了帝国的危机。
而在第五章就说到了解决：《同盟誓约》与信任的帝国。这里就说到了《同盟誓约》的来龙去脉，同时作者也秉着客观的历史观说明了该誓约的意义在于重构了权力和义务，整合的逻辑，以及维持秩序的机制。其中呼吁组建国家军队，这意味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另外，对保护苏丹和主权和彼此做了明确的说明。
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 社群的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其旨在使帝国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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