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主题是什么？当然是“战”了。上节课咱们说了铁器的运用促使了农业的发展，我们也提到了“白刃”，就是将铁炼到了近乎于钢的程度。而练出白刃，肯定不是为了锄地，那一定是武器才用的上的硬度。所以说，促使春秋与战国战争变化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武器。
铁器的广泛使用，不只体现在武器变成了铸铁的，而且体现在铁制工具可以被更有效的运用在采矿上，人们开采更难开采的矿采出了更多的铁，用来铸造更多的工具与武器，也不知道这属于良性循环呢，还是恶性循环，总之，战国时代的人们，彼此屠杀的效率要比之前的时代提高太多了，杀人，甚至大量杀人变成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各国之间一旦保持不了和平，那大家一定会琢磨着怎样拥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冷兵器时代大多是肉搏，看谁人多，看谁更勇猛。非近身肉搏的武器只有弓和弩，但是弓和弩射程有限，且都是单人用手臂拉的，射程有限。这个时期，铜弩机就被发明了出来，听到有“机”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已经属于机械类了，它不是个人能够操作的，它利用机械杠杆的原理，集合好几个人的力量，让剑发射的更狠更远。而且机械的作用又使得铜弩机不必受个人的身体尺度影响，越造越大，对敌方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一个直接的效应就是战场的范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战争。
首先，春秋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战争，一般平民没有资格参加，我们形容国的实力与大小，常常用“百乘之家”、“万乘之国”，“乘”就是用马拉的战车，这个在现代汉语中我们还能找到他的影子，例如我们把“坐车”也叫“乘车”，一“乘”连车上的甲士带车下的步兵一共大概几十个人，所以，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不会特别大，最有名的一场大战是晋和楚之间的城濮之役，当时国力最强大的晋出动了700乘，按照那个时候的惯例，一乘车加上伴随的步兵顶多30个人，也就是说，这样一场惊天地的大战，战胜方出动的兵力只有大约在两万人。而战国就不同了，平民全都参与战争，有时甚至全民皆兵，所以他不用“乘”来做单位了，而是“带甲百万”。
其次，因为春秋时战车的主角都是受过王官学教育的封建贵族，所以打起来必须讲究规矩，打仗有打仗的礼仪，更有其根本原则，不能乱来。开战击鼓，收兵鸣金，这都是固定的。九年级有一篇必背的文言文：《曹刿论战》，这篇文章为后世留下了两个著名的成语：“肉食者鄙”和“一鼓作气”。原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指的是身居高位的人，那个时代大概身居高位才能吃得起肉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人都目光短浅。说这话的背景是齐国跟鲁国将要开战，曹刿去见鲁庄公，他的同乡说，吃肉的人自会谋划，跟你有什么关系？从曹刿老乡的这个话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那个年代，打仗还是贵族的事儿；第二，曹刿的权利并不大，他不是吃肉的，他是吃素的。另一个成语是“一鼓作气”，原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过去打仗的礼仪是击鼓而战，鸣金收兵，曹刿等齐军都敲了三次鼓了，才接战。这里曹刿玩的是一个心理战术：第一次击鼓振奋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少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基本上消耗殆尽了，敌军的士气消耗殆尽了，我们才击第一次鼓，我们的士气一下子振奋起来，所以就很容易战胜敌军。这这就是“一鼓作气”这个成语的来历，这是曹刿利用“礼”搞了一个心理战术。而战国打仗可没有“礼”，就是干你，这个时候的兵法就跟“礼”没什么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兵不厌诈，挖坑设套拼勇猛一整套全上。
最后，“击鼓而战，鸣金收兵”这句话，还体现了春秋时期的战争有着清楚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贵族武士，不可能打的你死我活，交战当下分出胜负，一方撤退就算结束，顶多就是胜利方看看要不要进行追击。这种有限战争打出胜负后，双方就坐下来，依照胜负的结果进行谈判，也就是割地赔款。可是在战国，打仗是可以亡国的，战争已没有了底线，强大的一方可以直接掠夺土地和人民。战争的开始和结束变得越来越不清晰，持久战成为了常态。到了战国后期，秦和楚打了五年之久，打下了这座城，还有下面一座城，真的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战争的扩大和形式的改变，防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加高城墙之外，战国的中期出现了长城，长城有两种修筑类型，一种是沿着河川修筑的，一种是沿着山陵修筑的。在春秋时期，庶人地位低，生活贫乏，但相对而言，庶人几乎不受战争的直接影响。战争中打来打去，有得有失的是“士”以上的贵族。到了战国就大大不同了，没有人能够逃离战争，战争随时可能打到你的家门口，而且你随时可能会被动员去打仗，就算没有被征上战场，也还是有可能被拉去集体夯土筑城墙。
投入战争的人力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发达带来的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政治架构有所改变，国君的权利越来越大，越过了分层封建得以直接掌控庶民。国君和庶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一方面给予国君巨大的动员权利，另一方面也促使庶民的地位相对提高。从春秋到战国，庶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然而相应的他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说了这么多战争，有一个学说就是因战争而诞生的，那就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子是谁，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传统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但“墨”也有可能是他的称号，因为他曾经受过墨刑，脸上留有因罪而刺青的永久痕迹。会受墨刑惩罚的，不太可能是贵族阶层，而下层平民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姓氏，于是被冠以“墨”字作为称号，甚至进而以“墨”为姓是极有可能的。
《史记》说墨翟是宋之大夫，但在东周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墨翟具备大夫贵族身份，也无法确认他是宋国人。我们只能从《墨子》这本书中看出来，墨子的主张是兼爱、非攻。因为非攻，所以精研防御之术。
我们今天提到墨子，其实非常陌生，但在战国时期，墨子及墨家学说，真的是赫赫有名。《韩非子•显学》开篇第一句话：“世上只显学，儒、墨也”，韩非的时代是战国的末年，儒家和墨家仍被视为两大显学，而且这两大显学完全是相反的立场和主张。
孔子崇尚西周，是王官学的忠实粉丝。他维护封建秩序，封建秩序的构架就是根据亲属关系远近，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相待之意。而墨子明显对于封建体制保持着批判敌意的态度。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爱”，，爱人如爱己，爱邻人如同爱家人。这样，相互之间没有敌意只有爱，那世界就是和平的。
封建秩序借由丧礼礼仪来确认和强化代与代之间的上下传承关系，墨子就主张“节丧”，打破对丧葬的重视。封建秩序利用音乐宴饮来强化彼此关系互动，墨子就要求非“乐”，视音乐为奢侈浪费。
儒家拿周公当楷模，墨子就以夏禹来做榜样。拿夏禹做榜样的原因是，一方面夏的时代早于周，距离想象中的古代盛世更近，了；另一方面，夏禹最重要的功绩是治水，是劳动，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刻苦精神。夏禹亲自操持着畚箕锄头，反复汇合疏通天下河流，劳苦到大腿无肉，小腿无毛，淋着大雨，顶着大风，开辟出众多可以居住的土地，夏禹是个大圣人都还为了天下人而如此辛苦，因而后来的墨者大都用最原始最粗的原料做衣服，配上木屐草鞋，日夜不停的工作，以受苦为最高价值。他们说，如果不劳动受苦，就不算尊行夏禹的原则，不配称为墨者。
墨家的主长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主张非攻，要取消战争；他们还主张兼爱，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换句话说，要取消上下差异，贫苦的人听到当然非常高兴，但是有特权的贵族和国君怎么可能会同意？墨子及其门徒知道自己的立场一定会为贵族和国君所不容，所以他们不游说国君及贵族，而是集结非贵族立场的人，反抗贵族。他们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用实际行动到各国去破坏战争，阻止战争，因而今天留下来的墨子，其性质也不同于其他名家著作，主要的读者对象不是国君贵族，而是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建立他们的信念，说服他们相信反对战争的正当性。墨子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但他的周游的目的及主张，和孔子完全相反。
墨子主张的“兼爱”，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如何保障呢？我爱别人，别人也会爱我吗，而不会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呢？万一我是单相思呢？墨子的解释是：“天”是终极保证，“天”是有意志的，“天”有好恶，而“天”的意志就是要让人兼爱，兼爱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还有上天的力量在支持你。
以天志来保证兼爱，就使得墨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派别，而带有浓郁的宗教信仰色彩。问题又来了，既然天的意志是兼爱，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打来打去呢？墨家没有解释天的意志为何未能实现，为何被阻挡了？不过他们清楚地指出，妨碍天的意志的主要力量是差别心，就是封建制度赖以维系的那一套身份，换句话说，“礼”是使人不兼爱的元凶。墨子特别强调尚贤，尚贤的前提是不考虑身份，去除身份的差别后，只看个人能力，将能力至于身份之上。
墨子明确的将战争与贵族的身份联系在一起，背后潜在却清楚的逻辑是，你们这些贵族为了你们的利益，贪婪的争夺，发动了那么多场战争，将这么多人拖下水。要终止战争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贵族。当所有人都一样的时候，你的就是我的，我又何必羡慕你抢夺你呢？反过来我的你都有，你也就自然不会羡慕我，抢夺我的了。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对于深陷战争痛苦中的平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中一部分人信奉墨子并加入这个团体，就形成了墨家。而他们在理论上在立场上，最主要的对手就是儒家。
这种违背统治者的思想注定无法长久，因此，延续了几百年的儒墨之争，最终当然是儒家争赢了。到了汉代，当儒家取得正统的思想地位时，作为儒家主要敌人的墨家，可就倒了大霉了。《史记》中记录墨翟仅仅只有24个字，再往后，墨子及墨家学说彻底缺席了中国历史，仅仅空留名字而已。没有人读《墨子》，更没有人了解墨子的思想。一直到清代考据学兴起，在普遍的重崇古考据热潮中，墨子的思想才作为“子学”的一支被重新挖掘了出来。
墨子的生升平大约跨越春秋和战国时代，《墨子》一书显然不是他自己写的，看起来应该是出自门生后人的追记。里面除了写兼爱这种大思想，还有《墨辩》，这种逻辑思辨后来还被名家所用。另外还有部分数学和物理的知识。这个在其它“家”的学说中不常见。从神秘的创立到曾经的辉煌，再到黯然无光，墨家走出了一条同百家不一样奇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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