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法家
前面我们讲了儒家，孔子（王官学）、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讲了道家的庄子（相忘于江湖）和老子（乱世的处事原则），讲了名家和纵横家，讲了杨朱（为我）和墨翟（兼爱，后发展为兼爱有利）。
为什么会百家争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派产生？那是因为那个年代，周王室虽然还存在，大家也都知道王官学是怎么个回事儿，但是无论是周王室还是王官学都已经没落了，也就是说，人们原本的信仰被打破了，那么，这些先秦的哲人们就在想，世界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有没有一种道理适用于全天下？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有一个理想的未来？
比较上述几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杨朱、老子这些人都是为了理想社会在进行论述，君王该怎么做？人民又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家与上述几家决然不同，法家是针对性的解决现实问题，不管整个世界整个时代该是一个什么走向，而是目前、现在我就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法家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这里我要做一点提醒，就是在诸子百家的大架构下，后世研究者很容易习惯性的给它们彻底归类，就像我们分类武林门派一样，华山派，昆仑派，峨嵋派等等，先有一个创立的祖师，然后在广纳弟子，光耀门派。
诸子百家可不能这样解释，这样一方面忽略了各家复杂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容易忽视各家内部的文化差异。
比如儒家是从王官学剥离出来的，始祖是孔子，这没问题，但是道家的来源其实跟王官学也脱离不了关系啊，它最早的源头是王官学中的阴阳占卦。还有后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主张却同属儒家。
再比如农家，这个我们前面也提过，它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被归入农家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实际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和水利工程。这部分农家思想的特点，在于对天时气候的观察和利用，讲究四时变化与万物消长，这就和阴阳家是彼此交错发展的了。农家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主张极端的平等主义，建议取消贵族，集体去务农，自产自销，这样就没有争战了。其实这个时期，农家和秦国都强调抬高农民的地位，但它的目的却截然相反，农家抬高农民的地位是主张人人平等，秦国抬高农民的地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然而在抑制商业活动的观点上，农家和秦又一样。
所以，在处理法家的材料时，我们也要用同样的警觉，法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家”，后来并被并入法家的内容，其实有着不一样的来源。
法家没有始祖源头，不像儒家有孔子，墨家有墨子，道家有庄子。法家的系谱可以追溯到管仲吴起商鞅和李悝。注意，这些人不像孔子，孟子，庄子，他们没有著书立作，他们是正儿八经辅佐君王的政治家，是官场上的人，他们和儒家，道家等等“家们”很不一样，他们不是要讲道理，不是像孟子去见梁惠王那样，去跟梁惠王讲道理，而是要解决国内实际问题。法家的特征是提高法，法高于一切，说通俗点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前面说过，从春秋到战国，国君越来越难做，每个国君都在目睹今天哪个封国消失了，明天哪个国君被篡位了。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君迫切的需要一个办法，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全，国家强大的办法。
有意思的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在东，吴起在南，商鞅在西，李悝在北，围绕着中原核心东西南北各一位，都是边陲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非核心区受到封建传统拘束没有那么深，更容易有大胆的想法和激进的改革。
这几个人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辩论之士，这是法家和其他各家明确的区别，他们不考虑旧制度，只看眼前的情况，比如李悝，它是中国变法的鼻祖，他写了一本《法经》，法经不是论述，不是思想观点，它是汇集了各国的刑典，是他做魏文侯相的时候，给魏文侯解决的实际问题用的。还有他推行的“平籴法”，就是指政府在丰年的时候用平价收购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将粮食以平价出售，这样就不会因荒年或者丰年的原因，导致粮食的大涨或大跌。
再比如管仲主张“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质量的好坏来征收不同的租金，这与马克思提出的“极差地租”一模一样。马克思可是我们近代的人，而管仲生活在公元前七百年，可见我们先秦的责任是多么的牛掰。他俩的时差相差了两千六百年。
以上的几个例子，充分的显示出法家们都不是放眼天下，找一个四海都通用的道理。他们就像外科手术一样，哪里出了故障，就向哪里开刀。
法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期跟后期，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我们来看看商鞅都有哪些决策。
首先，商鞅废除了世卿和世禄，也就是废除贵族的世袭制。这可不仅仅是消除贵族的权利，而是消除这些贵族对国君的威胁。我们知道封建封建，就是一层层分封下去，所以别看国那么大，国君能管理的其实就那么几个世卿，还得提防着世卿们做大，三家分晋就是最好的例子，三个做大的世卿，直接把晋国的国君给逼得逃亡了，周天子还不得不承认三家的势力，不得不给韩赵魏三家世卿办理了转正手续，成为正式的诸侯国。还有孔子，也是因为堕三都的失败，继而与仕途再也无缘。
由商鞅启动，秦花了大约50年的时间，才完全废除了世卿与世禄。商鞅把贵族的世袭制改成了“及身而终”，也就是说，再了不起的卿，一旦死了，他的权利和俸禄就会被国君收回来，另外交付他人。如此，卿就失去了一部分独立性。这不仅大幅削弱了卿对国君的威胁，还改造了所有人和国君之间的关系，就是君权被加强了，国君可以直接统治所有的人。
其次，商鞅变法改变了原有的爵制，我们知道东周是五爵制：公侯伯子男，这也是世袭制的。而商鞅的新爵制是可上可下的，决定上下的关键在于军功，也就是说，用军功来换取向上流动的机会，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整个秦国高度军事化，人人皆兵，人人皆强兵。
依照以往封建的效忠关系，只有士以上身份的人，才有义务应召去打仗。要打仗，国君得动员世卿，世卿去动员大夫，大夫去动员自己的士，这样一层一层安排下去，在废除世卿世禄的同时，商鞅帮助国君正式收回了战争动员权，由此建立了中国全面征兵制的雏形。
另外，新爵制对于个人来讲是有好处的。每个级别都有不同的徭役，爵制越高，服的徭役就越轻。高到一定程度，就不用服徭役了。到了汉朝，发展出了完整的20等爵制，其中，第四级就可以“不更”了，“更”字是指被征用打仗的意思，“不更”就是到了这个级别，就不用服兵役了。
从商鞅开始，秦的征兵频率就特别高，一个男子从23岁到45岁，平均要“两更“，也就是说要服两次兵役，而两度被征用上战场打仗后，十个人之中，大约有六个人也就也回不了家了。成年男子反正要被征兵，何不努力获得军功呢？这是秦强大的基础。
最后，商鞅还进行了大胆的土地改革，让秦的土地明确私有化。在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实行“初租禾”，意思是第一次开始按亩征收一定数量的谷物作为地税，咱现在听着按亩征税好像很正常，但是在公元前408年，这可是税制与土地制度上的巨大变革，这是废除了井田制，因为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国有制度，这里解释一下井田制，井田制是国有的，周围可能是些不好开垦的沼泽、丘陵之类，反正是些不平整，不好开垦的土地，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国有的井田还耕种不完呢，旁边的荒地就更没人管了。但是后来铁制农具的大量普及导致农业生产大幅提高，于是井田旁边的地，大家也去开垦，井田是要上缴一定赋税的，而井田之外的荒田，是农民自己开垦的，不需缴税，那你想，农人们是想耕不用缴税的地呢，还是耕缴税的地呢？显而易见，大家都不愿意缴税，这就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了，所以“初租禾”是新事物，但也是大势所趋，不光是秦国，鲁国魏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也采用了此种征税方法，我不管你开垦了多少土地，你只要开垦了就要赋税。
商鞅的贡献就是在“初租禾”的基础上，进一步“制爰田，开阡陌”，“开阡陌”就是将原来划分土地的界限铲除，农人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耕种，愿意耕种的田亩。爰田，就是把公田赏赐给众人。土地被耕种后，养分就会不足，所以需要修整两年才能继续种。制爰田的意思就是，由公家保留休息的那份土地，让农民可以每三年换一次土地耕种。
这其实也就是将国有土地私有化了，地都给你，国家不要了，但是你耕多少得按亩收税。然后你在耕种一份土地的时候，国家替你保管，另外一份需要修整的土地，不让别人来侵占。
土地是你的，国家还帮你保留休耕的田地，大家想一下，这像不像是包产责任制啊？虽然要赋税，可剩下的谷物都是你的呀，农人的积极性能不高吗？
农人的赋税基本上是两种形式支付，不是微信也不是支付宝啊，是“谷粟”和“刍藁（chu gao)”，谷粟是人吃的，刍藁是喂马的，人民有责任协助养战马，如此一来，秦国在战马的供应也快速的成长，明显领先东方各国。这是最早的军民一家亲吗？
商鞅变法以法为基础，制定了全国上下全体遵守的法，以法推动变法，换句话说，你所有的改革大家凭什么听呢？凭的就是“法”。要让法发挥作用，先决条件就是赏信必罚。
赏信，大家都知道徙木赏金的故事吧？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大木头，声称若有人愿意将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能够得到十金的奖励，但是没人信啊，于是商鞅就加码，把奖金提高五倍，成了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有人冒着被嘲笑的危险，鼓起勇气将木头搬去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50金的报酬。用这种方法，商鞅来告诉人民，别怀疑国家的法令，颁布了就一定做到。
至于“必罚“呢？商鞅就拿秦太子开刀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因为地位高就不守法，但太子毕竟是太子，不能受刑也不能杀，于是，妥协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太子的老师给处理了。
商鞅用这种办法展示了法的严肃性，但这也为商鞅的结局埋下了祸根，太子继位后，报复性的把商鞅车裂了。
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法”是商鞅定的，但法的权威却不是来自商鞅，而是来自秦孝公，来自国君。国君拥有一切法的最高解释权。
所以后期的法家都变聪明了，我们看前期的法家吴起，商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因为他们让法权和君权产生了矛盾。后期的法家呢，慎到是重势派，申不害是重术派，韩非就更厉害了，传统说法他是集大成者。
比商鞅晚起的重势派和重术派，咱们光看名字就看的出来，这俩玩的其实都是权术。出发点就在于，如何避免再度发生因为侵犯国君的王权，而出现立法者商鞅被秦惠文君猪杀的惨剧。
慎到“势”主张，就是国君就应该把自己的“势”高高的撑起来，抬的越高越好，说明白些，就是将国君彻底“非人化”，变成一个接受崇拜，膜拜的神，在至高的地位上立法，通过法来统治，这样就没人来反对你啦。我想到了秦二世，赵高就是以这个理由，让秦二世不见别的大臣。
申不害的“术”，讲究的是莫测，说白了就是叫国君赏罚难测。国军的赏罚没有固定的模式，臣子就不好掌握国君，每日战战兢兢。
“术”到后来，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使得中国政治长期笼罩在人为的任意性中。这种骨子里的重术派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有历史学家说，中国历来所有的皇帝都是法家的，不管身边用了多少个儒家宰相，都改不了皇帝法家权利的本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帝王的这种法家个性，绝对来自后期法家。
总结一下，前期法家思想是从统治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不是该有一种什么东西可以解决内政的问题？后期法家是从前期法家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逻辑和观点，使得原本松散的“法”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家”，一个真正的派别。有了派别，著作也就出来了。《韩非子》就是法家的著作。
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虽然都是“法”，但它们之间的区别真的很大，前期法家着重于对法的尊重，他的思想状态是“绝对法权”，而后期法家建立的是“绝对王权”。秦始皇就是后期法家的真正信仰者，将王权摆放在高于法的位置上，但秦的强大，其实是前期法家的功劳。
举个例子，秦昭王病了，消息传出去，民间有人主动买牛宰杀，祈求昭王能赶紧康复，一个臣子知道了这件事儿，高兴地来告知昭王，恭喜昭王如此得人民爱戴。可昭王什么反应呢？他处罚了那个私自杀牛为他祝祷的人，因为未经下令而祝祷是违法的。“法不立，乱亡之道也”。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秦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所以秦国的强大，其实是在于秦王历来守法，这也是前期法家的功劳。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了一批秦代的竹简，称为“云梦秦简”或“睡虎地秦简”。从睡虎地秦简可以清楚地看出，秦国法律发达的惊人程度。
18种律法管辖的事物包罗万象，而且除过这18种，还有《杂抄》，《杂抄》也还是律法。这么复杂的系统已经不是个人能够掌握的了，所以秦国从很早就开始在地方郡县专门设立了“律官”，由他们来负责解释律令，律官们所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就是《法律问答》，这个名字感觉是不是很现代化？
《法律问答》记录的是一些特殊的案件，记录时分左右两副，同样的内容，左边写一次，右边写一次，左幅拿去结案，右幅则留下，成为今后的判例。
除了律令本身，睡虎地秦简中还发现了执行律令的程序，比如说“凡询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 就是首先要让犯人先说，把他们所说的内容都记录下来。“虽知其技，勿庸责诘”，尽管知道他们会为了脱罪而说谎，但是还是要让他们把话先说完。这已经很现代化了，就是不管什么情况，先录口供嘛。
复杂的律令，先进的办案手段，秦始皇继承的是一个有了百年法的经验的政治体，从历史的进程看，其实在秦始皇成年之前，秦统一六国就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下节课，我们就来讲秦的统一与建制。
后记
管仲：管夷吾，字仲；公元前723～645年，周穆王后代；
齐僖公时辅佐公子纠，齐桓公时得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辅佐齐桓公为五霸之首，被尊为“仲父”。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被誉为华夏第一相。
齐僖公的三个儿子：
吕诸儿（太子），即位后为齐襄公，因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私通，索性将鲁桓公灌醉杀死。后死于谋反。
公子纠：管仲辅佐，因母亲是鲁国王室宗亲，所以在鲁避难。
公子小白：鲍叔牙辅佐，在莒国避难。
管仲的政绩：
1，行政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
叁其国：将国画分开来进行管理
伍其鄙：将国之外的广大地区也划分开来：县、乡、卒、邑
2，用人原则：取信于民；对各级官员实行奖惩
3，政治主张：重经济农业
4，外交主张：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伐不敬
注：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品相，征不同的赋税。与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是一个理念。
李悝：李克，公元前455～前395年。魏文侯相。中国变法之始。汇集各国刑典注《法经》，已失传。
政治：赏罚分明，废世袭贵族特权。
经济：尽地力，统一分配农民耕地；平籴（di）法，丰年平价收，荒年平价放。
《法经》可圈可点：
禁淫：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这可能是最早的一生一世一双人了。
嬉禁：禁止赌博
禁杀奴隶：杀奴隶是犯法的，这等于是给了奴隶生命权。
吴起：（？～公元前381年）
弃儒学兵，与孙武并称“孙吴”。
不当卿相，绝不回卫
吴起杀妻：《韩非子》写的是离卫休妻；《史记》写的是杀妻求将于鲁。
变法强楚：
1，制定法律公布于众
2，贵族只传三代
3，裁减公务员
4，反腐败
楚悼王死后，贵族势力要杀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大喊：群臣作乱，谋害我王。后吴起被射死，但箭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根据律令，羞辱王尸要被灭族，于是被灭族的有70多家，吴起的尸身则被车裂肢解。
商鞅：卫国人，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辅佐秦孝公。
政治主张：编户籍，立军功，刑酷法，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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